有一次，鲁迅母亲问儿媳朱安：“你一个女人，怎么就生不出孩子来？”听了这话，儿媳又气又恼，带着哭腔说：“您的儿子都不跟我说话，我怎么有孩子？”母亲听后，不禁叹了口气，再也不提此事。 朱安1878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家里做点小买卖，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她从小裹了脚，走路得小心翼翼，靠着女红和家务打发日子。母亲教她做女人的规矩，告诉她嫁人后得听丈夫的话，伺候好婆家。1899年，周家看中了她，定下她和周树人，也就是后来的鲁迅的婚事。那会儿鲁迅在南京读书，根本不知道这门亲事。1906年，28岁的朱安坐上花轿，嫁进周家。婚礼上，她穿着大号绣鞋想讨好丈夫，结果鞋子掉了一只，露出小脚，惹来旁人窃笑。鲁迅对这场婚姻压根没兴趣，母亲逼着他走完仪式，他脸上没一点笑模样。婚后第一晚，他没进新房，直接搬到书房。没几天，他就带着弟弟去了日本，留下朱安一个人在绍兴老宅。她整理嫁妆，收拾屋子，日子像被按了暂停键。 朱安的生活简单到单调，每天就是伺候周老太太，烧饭、洗衣、打扫。她想和鲁迅说说话，可每次开口，换来的只有冷冰冰的回应。早上她问候一声，鲁迅就“嗯”一下，多一个字都不肯说。晚上她问要不要关过道的门，鲁迅只回“关”或“不关”。要生活费的时候，她得鼓起勇气问，鲁迅就扔一句“多少”，然后递点钱过去。这样的日子，她过了好几年。鲁迅偶尔回国，俩人还是各睡各的屋，像陌生人。有一回，周老太太看她年纪不小了，忍不住问她为啥没生孩子。朱安憋了一肚子委屈，哭着说丈夫从不和她同房，哪来的孩子。周老太太听完，叹了口气，从此不再提这事。朱安知道，婆婆也拿儿子没办法。 鲁迅后来在北京安了家，1919年把母亲和朱安接了过去。八道湾的房子挺大，可朱安还是觉得自己多余。她每天忙家务，洗衣做饭，收拾院子，尽量不打扰鲁迅。他在书房写文章，她就在厨房劈柴烧火，锅碗瓢盆响个不停。1923年，鲁迅和弟弟周作人闹翻了，带着母亲和朱安搬到西三条胡同。日子还是老样子，朱安忙前忙后，鲁迅还是不搭理她。后来鲁迅和许广平好上了，公开同居，朱安的地位更尴尬了。她还是尽心尽力伺候婆婆，端茶送水，手上满是干活留下的茧子。1943年，周老太太去世，朱安没了依靠，一个人住在西三条，吃着粗粮咸菜，日子越过越清苦。 1947年，朱安因为心脏病去世，临死前她还想着能和鲁迅合葬，毕竟她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可这个愿望没人支持，许广平和亲戚都觉得不合适。她的葬礼简单得不行，草草埋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墓地用的是最便宜的木料。朱安这一辈子，守了41年活寡，没孩子，没丈夫的疼爱，连死后都没个安稳的归宿。她是旧时代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温顺了一辈子，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冷落。她活着的时候，鲁迅眼里没她；她死了，墓地也没能保住。杨绛说她是“一双小脚三升泪”，这话听着真让人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