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罗荣桓正在看书，这时，侦察员跑了过来，说日军携带3门火炮来袭，罗荣桓双眼放光，激动地说：“这不是给我们送火炮吗？” 1939年。那时候，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八路军115师刚转战到山东，立足未稳，要枪没枪，要炮没炮，战士们手里拿的，不少还是“老套筒”、大刀片，跟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比，装备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当时，罗荣桓担任115师的政委，正跟代师长陈光琢磨着怎么在鲁西这块地儿扎下根。这天，他正在屋里看书，看得入神，侦察员一阵风似的跑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政委，不好了！日军一个旅团，朝我们这边扑过来了！” 屋里的气氛瞬间就紧张起来。那个年代，日军一个旅团是什么概念？兵力数千，装备精良。侦察员咽了口唾沫，补充了一个更要命的情报：“他们……他们还带了3门山炮！” “炮？”听到这个字，指挥所里不少干部心里都“咯噔”一下。在当时的战场上，炮兵就是“战争之神”。我们这边连重机枪都少得可怜，人家直接拉着炮来，这仗怎么打？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可怪事儿来了。所有人都在犯愁，唯独罗荣桓，这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政委，听到这个消息后，非但没有一丝紧张，反而把书“啪”地一下合上，站了起来。他推了推眼镜，双眼放光，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兴奋和激动，对代师长陈光说了一句后话： “好哇！我们正愁没有炮呢！这不是给我们送炮来了吗？这个‘运输大队长’我们得欢迎欢迎！” 这不是狂妄，而是一种“反向思维”的极致。 当所有人都盯着“威胁”的时候，罗荣桓第一时间看到的却是“机会”。他看到了日军的狂妄自大，也看到了我军以弱胜强的唯一可能——夺过来，变成我们自己的！ 说白了，缺什么，就去战场上拿什么。这个思路，在当时那个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简直是石破天惊，但又无比务实。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与其坐着唉声叹气，不如主动去抢。 罗荣桓的这份底气从哪来？ 第一，来自对敌我双方的清醒认知。他知道，日军装备好，但他们孤军深入，骄横轻敌，必然会走大路。而我军装备差，但我们熟悉地形，有群众基础，士气高昂，适合打伏击。这就是在劣势中找到了自己的“非对称优势”。 第二，来自对“人”这个根本因素的绝对自信。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他相信我们的战士有这个胆识和智慧，去把敌人的铁疙瘩抢过来。 战斗过程我就不赘述了，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伏击战。115师的将士们硬是靠着步枪、手榴弹，冲到日军眼皮子底下，跟敌人拼刺刀，最后真的把那几门山炮给缴了过来，还俘虏了一批日军炮兵。 从那一刻起，115师才算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炮兵力量。 战士们抚摸着冰冷的炮管，那种感觉，不亚于我们今天拿到一台顶配的“争气机”。这些缴获来的大炮，后来被命名为“功劳炮”，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用敌人的炮弹，轰击敌人的阵地，成了我军手里真正的“杀手锏”。 故事讲到这，可能有人会觉得，这都是战争年代的传奇了，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太远。 恰恰相反，这种“送炮”思维，在今天非但不过时，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 这些年，我们总能听到一个词，叫“卡脖子”。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比如芯片。人家动不动就搞个技术封锁、出口管制，那架势，就像当年日军拉着大炮来我们阵地前耀武扬威一样，想让我们没得选，只能认怂。 一开始，我们确实很难受，就像当年115师面对敌人的山炮一样，压力巨大。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几年过去，局面正在起变化。 越是封锁，我们自主研发的劲头就越足。这封锁，不就成了倒逼我们产业升级的“催化剂”吗？ 就像罗荣桓看到的不是炮，而是机会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也不仅仅是封锁，而是建立一套完全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链的绝佳历史机遇。 人家送来的不是炮弹，是“靶子”，是“课题”，是逼着我们成长的“陪练”。 把这个“陪练”研究透了，我们自己就成了“高手”。当年我们缴获了敌人的炮，学会了怎么用，然后自己造出了更厉害的炮。今天，我们消化了技术封锁带来的压力，正在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和生态。 所以，回过头再看80多年前罗荣桓元帅那句“这不是给我们送火炮吗”，我们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能看到一种战略上的藐视和战术上的重视。看到的是一种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的智慧。这是一种深刻的哲学，一种贯穿了我们从弱到强整个历程的制胜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