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地下党员钱瑛被捕，路上，她突然意识到身上的怀表有张照片，可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就对敌人说：“我肚子疼！” 1932年的上海，提起钱瑛，很多年轻人可能有点陌生。但在历史上，这可是位响当当的人物，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一位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铁娘子”。但在1932年，她还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是中共江苏省委的妇女部长，在上海做着最危险的地下工作。 那年头的上海是什么地方？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地狱。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座城市，特务、叛徒、巡捕……空气里都弥漫着血腥味。当时，因为大叛徒顾顺章的出卖，整个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种环境下，能活下来，靠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针尖上跳舞的智慧和深入骨髓的纪律性。 钱瑛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被捕的。 那天，她正在一个秘密联络点开会，突然，门被一脚踹开，一群特务冲了进来。没有电影里那种惊心动魄的枪战，现实往往就是这么突如其来，让人来不及反应。钱瑛和同志们立刻被控制住，押上了一辆黑色的囚车。 车子在上海颠簸的石子路上行驶，车厢里死一般寂静。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被捕意味着什么？严刑拷打、叛徒出卖、甚至是牺牲。钱瑛的脑子在飞速运转，她一遍遍地复盘自己的工作，检查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有没有什么话可能会暴露组织和同志。 就在这时，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衣兜。一个冰凉、坚硬的物体硌了她一下。 是那块怀表。 那一瞬间，钱瑛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这块怀表是她的丈夫谭希林送的。谭希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时在湘鄂西苏区。因为聚少离多，钱瑛就在怀表的夹层里，放了一张丈夫的单人小照片。 在平时，这是她思念丈夫时唯一的慰藉。但在此时此刻，这张照片就是一枚足以炸毁一切的炸弹。 一旦这张照片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能顺藤摸瓜，查出谭希林的身份。这不仅会给谭希林和他在苏区的部队带来巨大的危险，更会暴露钱瑛的真实身份——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更是一个重要革命者的妻子。 这个身份标签，会让她成为敌人重点“关照”的对象。酷刑会加倍，审讯会更严。更可怕的是，敌人会利用这份夫妻关系，制造谣言，瓦解其他同志的意志。 一滴冷汗，从钱瑛的额头滑落。 她必须，立刻，马上，处理掉这张照片。 可是怎么处理？车里挤满了同志和特务，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直接掏出来扔掉？不可能，那等于不打自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囚车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每多一分钟，危险就增加一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瑛突然捂住肚子，痛苦地弯下腰，对押送的特务说：“哎哟不行了，我肚子疼！要上厕所！” 她的表情非常痛苦，声音都在发抖，完全不像装出来的。特务们一开始很不耐烦，骂骂咧咧地说：“臭娘们，事儿真多！忍着！” 钱瑛继续“表演”，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身体蜷缩成一团，甚至开始干呕。她说：“长官，我真的不行了，可能是可能是吃坏了东西，再不去，就要拉在车上了” 他们虽然凶残，但也怕惹一身骚。为首的特務头子犹豫了一下，车子正好经过一个公共厕所。他恶狠狠地对钱瑛说：“快去快回！别耍花样！” 两个特务一左一右，像押解犯人一样把她“架”进了厕所。 机会来了！ 在那个狭小的、充满异味的隔间里，钱瑛以最快的速度掏出怀表，打开夹层，取出那张对她来说无比珍贵的照片。她看了一眼照片上丈夫年轻英俊的脸，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照片撕得粉碎，扔进了茅坑，然后按下了冲水的开关。 做完这一切，她整个人都虚脱了。走出来的时候，她的脸色确实比刚才更苍白了。特务们看她这样，反而没起疑心，只当她是真的闹肚子。 一场天大的危机，就因为一句“我肚子疼”，被化解于无形。 后来，钱瑛被关进了监狱。无论敌人如何严刑逼供，她都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叫“王馥莉”，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因为好奇参加了共产党的会议。由于敌人没有掌握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加上我党在狱外的积极营救，钱瑛最终被成功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