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叶问匆忙逃离大陆，身份神秘，闭口不谈大陆经历！震撼！当时，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知，直接在同事的警告下飞奔去了香港——因为那句致命的话：东江纵队回来了…… 这得从叶问的另一个名字说起，在佛山，街坊邻里、亲朋好友都叫他“问哥”，但在官方档案里，他的名字是叶继问。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叶继问在佛山可不是个简单的武术教头，他的正经工作是国民政府佛山警察局刑警队队长，后来还升到了督察长、代理局长。 这职位是干嘛的？和平年代，抓抓小偷流氓。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付活跃在广东地区的中共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这支队伍在抗战时让日军头疼不已，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自然就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 叶继问当时“业务能力”相当可以，屡立功劳。你可以想象一下，作为国民党的警官，他手上肯定沾了不少跟东-江-纵-队有关的案子，轻则抓捕，重则……你懂的。所以，当1949年10月，解放军南下的炮声越来越近，广州解放，佛山也即将迎来新政权时，一位同事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就说了那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话：“东江纵队回来了！” 这句话对叶继问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被他追剿、镇压的对手，现在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他过去的“功绩”，在新时代看来，每一件都是要命的“血债”。清算，是迟早的事。 那一刻，什么都顾不上了。什么佛山的豪宅祖业，什么妻子儿女，脑子里只有一个字：跑！于是，他几乎是两手空空，连妻子张永成都没来得及说一声，就跟着逃亡的人潮，一头扎进了南下的火车，目的地——香港。那一年，他56岁。 初到香港的日子，那叫一个惨。从一个有头有脸的“问官”，一下子变成了无亲无故的难民。他寄宿在深水埗的天后庙，靠着同乡好友、港九饭店职工总会的理事长李民接济度日。那段时间，他心里估计五味杂陈。对岸的家回不去了，未来的路在哪里？一片迷茫。 转机是在1950年。在李民的再三请求和安排下，叶问在饭店总会的楼顶天台，摆开了场子，开始教拳。第一批徒弟，就是几个在饭馆打工的工人。那画面，一个曾经的富家少爷、警局局长，对着一群浑身油烟味的苦力工人，一招一式地讲解“摊、膀、伏”。这其中的落差，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但叶问牛就牛在这里。他没有抱着“宗师”的架子不放，而是彻底放下了身段。他摒弃了传统武术里那些云山雾罩的玄学理论，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他会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们也能迅速理解，咏春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都能上手的实用功夫。 他的武馆，也成了当时香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不问出身，不讲阶层，只要你肯学，他就肯教。徒弟里有工人、有警察、有学生，甚至后来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种“有教无类”的胸怀，彻底打破了传统武行的门派壁垒。 就在他教拳的第四年，一个14岁的少年走进了他的武馆。这孩子又瘦又小，性格桀骜不驯，是那一带有名的“街头小霸王”。换做别的师傅，可能早就把他轰出去了。但叶问打量了他半天，说了一句：“此子眼中有火！” 这个少年，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李小龙。 叶问对李小龙是倾囊相授，而李小龙也正是从叶问这里，学到了咏春拳最核心的实战理念和技巧，比如中线理论、连消带打，这些都成了他日后创立“截拳道”的基石。可以说，没有叶问在香港的这次无奈“创业”，就没有日后的功夫巨星李小龙。 事业上，叶问在香港开创了新天地。但生活上，他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1951年，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口岸正式封锁。这一道铁门，让他与佛山的发妻张永成，永世相隔。他们再也没能见上一面。 1960年，张永成在佛山病逝。消息传来，叶问悲痛欲绝。这个外表坚毅的老人，选择了用最糟糕的方式来麻痹自己——他开始吸食鸦片。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都颓了，武馆也疏于打理。一代宗师，差点就毁在了这口烟上。 1962年，长子叶准、次子叶正几经周折来到香港。看到父亲这副模样，两个儿子心痛不已，他们苦苦相劝，日夜陪伴。也许是儿子的到来唤醒了他心底的责任感，叶问最终下定决心戒毒。 那段日子，据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彻夜捶打木人桩。每一次撞击，都是对过去的悔恨和对未来的宣誓。他的十指常常渗出血迹，但精神却一天天清明起来。他用武者的意志，战胜了心魔，重新站了起来。 戒毒成功后，叶问仿佛获得了新生。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咏春拳的体系化建设中。他创立了“咏春体育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咏春拳的官方组织。他还制定了段位认证体系，让咏春的传授更加规范。 1972年冬天，叶问因喉癌在香港去世，享年79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让人用摄像机录下了自己打全套木人桩的影像。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他的遗嘱，却异常简单，只有八个字：“武可修身，德以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