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山东一乞丐讨饭28年，攒下230亩良田、3800吊钱，盖了一豪华宅子，没想到，49岁的他穿着破烂衣服，挨家挨户磕头：求求你跟我走吧，我帮你干活，可村民却将他赶出门：哪有这好事！ 在很多人眼里，一个四十多年都靠讨饭为生的老头，突然拿出几千吊钱盖起宅子和书堂，这事本身就让人不安。 当武训穿着补丁衣裳跪在村民家门口，求他们把孩子送来上学，换来的不是感激，是骂声，他说可以免费教书，还能帮干农活，村民觉得这人疯了。 白吃白住还帮忙干活，哪有这样的买卖？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怀疑，这不是人心冷漠，是他们根本想不到，一个“乞丐”真能咬牙苦熬几十年，为的是让别人家的孩子识字，这种信任的缺失比铜钱还难挣。 可武训并没走，他继续一个个敲门，一户户跪，一条街一条街跪过去，没人相信他真的不图名、不图利，他早就习惯了这种羞辱，毕竟行乞三十多年，脸皮早磨平了。 可这次的跪，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一群穷苦孩子能有资格坐进教室，他跪出的不是学费，而是一种教育的入场券，哪怕只招到一个，他也认了。 这事后来闹大了，有的人说他演戏，有人说他图名，可就是这些骂他“戏精”的人，几年后眼睁睁看着从义塾里走出一批批孩子，有的成了秀才，有的成了举人。 这时候，村里人才知道，他们错得有多离谱，可错过了最初的信任，很多孩子也错过了能读书的年纪，可武训没怨谁，他从来就没求别人懂，只求有人愿意来听书。 谁都说他疯，可清廷却给他盖了坊、赐了“义学学正”的官衔，他自己却从不把这些当回事，门上没挂过名，讲堂他都不进，就怕脏了读书人的地。 这个被赶出门的“丐帮老头”，偏偏活成了那个年代最有资格说“教育”二字的人。 要不是有人算了一笔账，没人知道这老头到底攒了多大一笔钱，有人说，武训要是愿意，他完全可以在当地买下五百亩水浇地，娶上媳妇，当个吃喝不愁的小地主。 可他偏不，他卖艺、化缘、下地干活，甚至用石板压胸、铁锤砸背，都不为自己，只为在账本上多添一吊钱。 他把这些钱交给当地一位武举人保管，自己却住在破庙里，吃发霉的剩馍，睡凉席、穿旧布鞋，他早就不是在过日子，是在熬命。 他知道自己这辈子享不了什么清福，可如果能让几个穷孩子学会写字认账，不被人随便骗工钱打出门，那他吃多少苦都不叫事。 民国年间，为他修祠堂、建雕像，蒋介石、张学良、陶行知纷纷题字，可他若还活着，大概只会摇摇头，他不懂这些名人是谁，也不稀罕。 他想听的，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句话：读书声，天不亮，他就站在义塾墙外，听那一声声“天地玄黄”，那才是他真正的奖赏。 故事要从头讲，得从那个还没“疯”的小武七说起，那年他十四岁，去张财主家做长工，一年到头没白没黑地干，结果工钱被一本假账本一笔勾销。 他去理论，换来一顿暴打，嘴里全是血，那天傍晚，他蹲在村外的破庙，整整想了一夜，他不懂得算账，更不会分辨真假，这顿打，是穷人不识字的代价，他明白了，想不被踩在脚下，得先认得字。 不过知道自己这辈子是读不成书的，可别的孩子呢？要是他能给他们一个读书的机会，是不是就能少挨几顿打，少走几步冤路？ 从那一夜开始，他就不再为自己活，他靠着一口气，讨饭、卖艺、做杂活，连命都能扔出去，就为建学堂。 他一生没成家，可他有后人，不是血脉，是精神，他的侄孙武芳林、曾孙武金兴、玄孙武玉泉，几代人都在坚守着他的这间义学。 可不是谁都懂这条路多难，祠堂被毁，碑被砸，连武训的遗骨都找不回来，可他留下的那股劲没散。 几十年后，墓修好了，祠堂立起来了，一座座石碑，一幅幅字，重新立在他曾跪过的土地上，来祭拜的人多了，不光是后人，还有学生、教师、远方慕名而来的旅人。 很多人说，一个讨饭的能办出什么像样的学堂？可当年的“崇贤义塾”立起来那一刻，谁都惊住了，青砖黛瓦，雕梁画栋，一看就知道是下了血本。 武训请来了本地最有威望的秀才赵老先生，还自掏腰包给高薪，他自己呢？不进讲堂，不署名字，不坐上席，他说他是乞丐，配不上这些清净地儿，他怕自己身上的穷气，污了读书人的台阶。 三所义学都不挂他名，土地和房产也一律登记在学堂名下，有人劝他多留点，他摇头说，钱是给娃娃们读书的，不是给他养老的。 他死后，连块墓地都没占便宜，只是躺在义学旁边的田里，一块小碑刻着“武训”二字，却站成了千秋的背影。 很多年过去了，他的故事没凉，民国时就有漫画连载，叫《武训画传》，后来还拍了电影《武训传》，虽然因为政治风波被禁播多年，但那股子精神，怎么也封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