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清军和准噶尔部族的拉锯战已经打了好几年。乾隆两次派大军攻打，终于拿下

1755年，清军和准噶尔部族的拉锯战已经打了好几年。乾隆两次派大军攻打，终于拿下了准噶尔的首领达瓦齐，把伊犁等地拿在手里，以为胜利在望了。但乾隆和清廷都高兴得太早了。

准噶尔内部并不服气，那些手握实权的部落首领们，像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等人，根本不想真心归顺清朝。清军主力刚撤走没多久，这些手握重兵的部落首领就翻脸了。他们联合起来，突然发动叛变！

这次叛变极其凶狠。清军留在当地的最高将领定边左副将军策棱（超勇亲王），措手不及，不幸战死了。

另一位负责帮办军务、很有能力的参赞大臣兆惠，这时正在伊犁处理战后事务，一下子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叛军团团围困在城里，和外界完全断了联系，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刚被平定的准噶尔几乎全境反叛，清军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打了胜仗，形势却在一夜之间退回到原点，甚至更糟。

这场仗，看起来要白打了。

坏消息像雪片一样传到紫禁城。乾隆坐在龙椅上，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更让他头疼的是，朝廷里抱怨和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大臣们觉得，这仗打得太久，死了太多人，花了太多钱，结果还没占到便宜，现在又打成这样，再打下去恐怕是个无底洞，建议赶紧收手算了。当时国库也因为连年打仗开始紧张，支持继续打下去的力量在减弱，局势对乾隆非常不利。

乾隆内心是愤怒和不甘的。他想再次调集大军，狠狠教训那些反复无常的叛军。但环顾四周，乾隆发现手头没大将可用了！

前两任主持这场战事的最高将领（北路定北将军班第和北路定边左副将军策棱）都战死了，剩下最能干的大臣傅恒，是乾隆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需要留在北京帮他坐镇朝堂，稳定局面，根本走不开。整个清廷似乎陷入了无人可派、进退两难的僵局。

就在这个异常低沉、希望渺茫的关键时刻——大约在公元1756年的冬天，一道惊人的消息如同闪电划破了阴云，从遥远的西北边陲传到了京城：兆惠还活着！不仅活着，他还带着人从伊犁杀回来了！

消息首先传到了甘肃巴里坤大营（清军在西域的重要据点）。所有人都震惊了，包括驻守在那里的清军官兵。原来，兆惠被围困伊犁后，形势险恶，但他没有坐以待毙。

眼看孤立无援，守下去必死无疑，他当机立断，选择拼死突围。他手里能用的兵，不是精锐铁骑，大部分是两千名负责建城挖渠的工程兵（当时称作“匠役兵”），还有少量卫兵，普遍疲惫带伤，装备也很差。就是这样一群老弱病残的杂牌军，在兆惠的带领下，硬是在十几万叛军的重重包围圈里，杀开了一条血路！

他们且战且走，忍受着严寒、饥饿和不断的追击，跋涉数千里，经过大小几十场战斗，一次次击溃堵截的敌人。这支队伍像一把烧红了的钝刀，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和伤亡，一路往东闯，目标明确——巴里坤大营！

当这支衣衫褴褛、血迹斑斑，却气势依然彪悍的队伍，在兆惠带领下奇迹般地冲入巴里坤大营时，整个大营都轰动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个月音讯全无，都以为兆惠和伊犁守军早已全军覆没，尸骨无存。没想到，这位悍将居然带着残部从地狱爬了回来！他带回来的不仅是人，更是一股烧灼着复仇烈焰的冲天杀气！

兆惠本人，更是被这场惨烈的千里突围彻底激发了血性。他在巴里坤一边收拢残兵，一边咬着牙，用最直接、最狠绝的言辞给乾隆写了一封奏章。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要求皇帝允许他带兵打回去，并且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对那些屡次叛乱的厄鲁特（准噶尔蒙古）各部进行彻底的清剿，“除恶务尽”，不能再留情面！

兆惠生还并成功突围的消息传到京城，立刻在沉闷的朝廷里炸开了锅。乾隆更是精神大振！兆惠的幸存本身就是个奇迹，他带领残兵拼死杀回的壮举，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朝野上下的主战派瞬间有了底气。看着兆惠那份充满决绝杀气的奏章，乾隆所有的犹豫一扫而空。再也没有拖延和抱怨的理由了。

乾隆立刻下旨：任命这位从尸山血海中杀回来的猛将兆惠为“定边将军”（实际上的第三任最高统帅），统率包括新集结的八旗劲旅在内的大军，再次向西进发，目标直指混乱的准噶尔！这一次，清军不再轻敌，乾隆也给予了兆惠绝对的信任和最大的支持。

有了兆惠的“复活”和复仇意志的注入，清军的士气被点燃。最终，在兆惠等人的坚决打击下，清军取得了彻底胜利，平定了准噶尔地区的叛乱，将其纳入清朝版图。

兆惠那场在绝境中爆发、不可思议的成功突围，以及他本人强烈的复仇意志，成为了整个战争走向最终彻底胜利的最为关键、也是最为惊心动魄的转折点。清军不再被动，而是彻底掌握了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