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井四郎是731部队的创办者。他特别好色，喜欢玩弄年轻漂亮的艺伎。和艺伎上床前，

石井四郎是731部队的创办者。他特别好色，喜欢玩弄年轻漂亮的艺伎。和艺伎上床前，他先用消毒棉擦净她们的身子，或者泼上一杯清酒，对艺伎进行消毒。 石井四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那是妥妥的优等生，老师喜欢，同学佩服，甚至校长都觉得这小子前途无量，干脆把女儿许给了他，联姻也就顺水推舟地成了。 往后的人生仿佛就该是医学界的一颗明星，走到哪儿都闪闪发光。 结果，他确实发光了，不过是把光照在了人性最阴冷、最龌龊的角落里。 他不是一开始就走歪道的。 刚入军队那几年，还真是拼过、干过。 他搞出个“石井式滤水器”，还当众喝下经过处理的尿液来证明它的效果，靠着这番“苦功夫”博得了日本陆军高层的信任。 也正是靠这玩意儿，他和帝国医疗株式会社打得火热，不仅发明专利有了落地，还能从中收点“回扣”，日子过得比很多商人还体面。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 他拿着军方给的钱，再加上企业送的“感谢费”，开始过上了荒唐的生活。 他出没东京神乐坂妓院那会儿，附近警察都认识他。 高个子，穿着讲究，进门就吆喝：“给我找十五六岁的姑娘，别整老太婆糊弄我！” 一张大钞甩在桌上，就是命令。 那个年代，一百元可是普通人仨月的工资。 他拿来买一夜快活。 后来宪兵都盯上他了，跟踪调查，查出他贪污收贿不说，行为也不堪入目。 拘了他十天，眼看要法办，结果军方一个电话下来，立马放人了。 说到底，还是有后台护着。 这个人后来去了中国东北，创立了“防疫给水部”，也就是731部队的前身。 名义上是搞公共卫生，实则是建了个活体实验基地。 整座哈尔滨平房，被改造成一座人间地狱。 从活人冻伤实验、毒气试验、鼠疫培养，到给人体直接注射炭疽病毒、对囚犯进行剖腹、摘器官，全都在这里进行。 受害者大多是中国人，有平民，也有战俘。 石井四郎就是这个罪恶系统的总设计师。 他说这是“为国效力”。 但看他在部队里的生活状态，没人信这话。 他白天大睡，黄昏时分起身，披上军服就往城里跑。 长春、沈阳，他来回转，光顾妓院成了常规操作。 副官们经常得去找人，一家家妓院地翻：“石井部队长在吗？” 弄得当地人都当成笑谈了。 沈阳有家叫“粹山”的日本妓院，他最爱那儿。 喝酒、玩女人、挑人、发脾气，一套流程熟得不能再熟。 部队里也跟着学坏了。 文职和军官勾搭，技师和女职员乱搞，甚至有人怕事败露直接下毒害人。 有位日本女职员大月，被发现死在高级军官宿舍，死因是中毒，而她体内的毒剂平常根本接触不到。 调查没查出结果，人倒是很快被调走了，案子也不了了之。 制度上的纵容，变成了默认的庇护。 毕竟，连最高长官都天天这么干，底下人谁还当规矩当回事儿？ 战时资源短缺，按理说哪还有精力放纵这种事？ 可731部队从来不缺钱。 实验预算、后勤采购都“绿色通道”。 石井四郎掌握的，不只是科学技术，也掌握了财政开口的权力。 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有时候干脆拿军费走私物资、中饱私囊。 他那副“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的样子，在731部队里几乎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可这位“神”，在战争结束时并没有接受审判。 他做了件事，直接改写了他战后的命运。 他带着全部实验资料、部分样本和家人回到日本，还专门藏了一批特别完整的解剖报告。 美国人盯上了这些资料，因为冷战正开始，美国也想搞细菌武器。 于是双方达成默契：你把全部实验结果交出来，我们保你平安。 石井就这样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他没坐牢，也没接受审判，甚至晚年还开了个私人诊所，继续当医生。 他的战犯身份在许多历史书里几乎被抹去，东京审判上连个正式被告席都没他的名字。 他活得比大多数普通人都体面。 许多年后，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写下《食人魔窟》，揭开了731部队的罪恶档案。 他说得非常直接：“这群嘴上喊爱国的军官，骨子里全是好色贪婪的禽兽。” 他们不是为了国家牺牲，而是把战争当成升官发财的阶梯，趁火打劫地谋私利。 石井四郎正是这种人的典型。 他靠战争上位，靠人体试验赢得话语权，靠贪污维持奢靡生活，靠出卖资料换取宽恕。 他活着是国家的功臣，死后却是正义的败笔。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731部队是记忆里最无法翻篇的痛。 不是因为它的残忍稀罕，而是因为那种有组织、有体系的冷血制造，足以刺破任何民族的心理底线。 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主谋者并没有在历史中被彻底清算。 相反，有些人甚至被国家当成“技术资源”重新利用，有些人隐姓埋名活到晚年，还有些人死后甚至进了日本教科书的医学发展史。 在那场战争的废墟中，石井四郎留下的，不只是细菌实验的数据，也不只是尸骨成堆的实验营地。 他留下的是一种悖德的制度样本：当一个体制允许杀戮被包装成科学，当一个军官的贪婪被当作能力，当人性被彻底抛弃之后，整个社会的底线也就被一起吞没了。 到最后，石井四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整个731部队的真实面貌，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