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首创骑兵集团纵深突袭战术，在漠北决战中以武刚车结阵、弩兵远程消耗、骑兵反冲击的协同作战，击溃匈奴单于主力。七战七捷的战争艺术，广为传颂。
卫青位极人臣却始终低调，将汉武帝赏赐分予士卒，宽容李敢行刺，敬重直臣汲黯。其“不养士、不结党”的作风，避免了汉初韩信式的悲剧。
如此丰功伟绩，司马迁和苏轼却似乎看不上，评价卫青时甚至有些刻薄。
司马迁暗讽其“以和柔自媚于上”。
两位文史大家的评价，多少反映出当时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
宋代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武将地位一落千丈，文官集团通过科举制度垄断话语权。卫青作为外戚（汉武帝皇后卫子夫之弟）崛起，触动了文人“凭本事上位”的优越感。苏轼认为卫青的成功是“关系户”对“做题家”规则的破坏，其评价本质是文人对武将阶层的系统性歧视。
此外，汉唐外戚干政的教训（如王莽篡汉、杨国忠乱唐）令宋人对外戚武将充满警惕。卫青虽功勋卓著，但其出身卑微、因姐姐得宠而受提拔的经历，被后世苏轼视为“破坏政治伦理”的典型。卫青的传奇（奴隶→将军→善终）打破了“出身决定论”，而文人阶层更倾向赞美周瑜（士族出身）这类符合士大夫审美的将领。这种选择性记忆，以出身论英雄的逻辑，忽视了卫青逆袭的军事才能。
还有，苏轼个人的身世和处境也是一大因素。苏轼屡遭贬谪的经历，使其借批判汉武帝“无道”暗讽宋神宗变法。卫青作为汉武帝的“忠犬”，成为苏轼宣泄政治不满的靶子。他甚至要求武将既需战功赫赫，又要如汲黯般“铁骨铮铮”，否则便是“奴才”，这种道德绑架暴露了文人的双重标准。
同样，卫青以奴隶出身通过姐姐卫子夫得宠进入权力中心，其崛起路径触动了司马迁的士大夫身份认同。汉代虽未形成严格门阀制度，但司马迁出身世家（司马氏为周朝史官后裔），对“裙带关系”存在本能的排斥。卫青被归入《佞幸列传》的写法（尽管强调其“材能自进”），本质上是对非正统晋升渠道的否定。相比之下，李广作为陇西李氏之后，其世家背景更符合司马迁对“正统将领”的想象。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