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命名的，是为了抗日战争而成立的，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的名字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为新四军。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的部队，是彻底为人民利益而服务的革命部队。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12日，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组成，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21日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前后共达10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中国人民的彻底翻身和解放，纵横驰骋华中、华东战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从东北不断向关内扩大，中国共产党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及时改变了战略，积极促进全国统战工作，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陕甘宁地区的军队改编成为八路军，将南方的游击队集中并编制为新四军。
当时的南方地区是蒋介石的大本营，集中一个军的力量抗日他倒是乐意，但人事任命不归他管且政治方向与他不一致，而要发武器和薪饷，这对蒋介石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所以新四军的整编过程是相对艰难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因蒋介石的“围剿”，一部分军队开始了长征，转战到了延安；还有一部分以项英为首的革命队伍继续在南方进行革命斗争，后来成为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其牺牲之惨烈、斗争过程之悲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是罕见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南方游击队同样需要从革命斗争转变为抗日武装。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周恩来与顾祝同谈判时明确提出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民团式保卫团，但蒋介石是犹豫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生死搏斗十年的国共两党开始了和平谈判。但国共两党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的统治集团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同共产党打了十年仗，有着长期的反共经验，就是在合作抗日时仍然念念不忘要限制、削弱并准备在将来消灭共产党。这就决定了这次谈判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开始，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工农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地区政权等问题，和国民党的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宋子文、邵力子直至蒋介石本人，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7个多月，经历了很多波折，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9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时，主要是围绕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和红军改变番号名称按国民革命军进行编制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中，最主要的是红军改编问题。而红军的改编，当时又主要指的是长征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谈判一开始，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可将红军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个军的军长，4个军组成一路军，以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蒋介石不同意，我们让步，总人数可减少为六七万，编为4个师。蒋介石仍然不同意。
蒋瑞元
3月，南京政府答复，中共部队只能编为3个师9个团，师上面不可设立指挥部，国民党方面还要派副佐人员到任。甚至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周恩来提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指挥部，不同意国民党方面派任何人来红军任职，更不同意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或出国。后蒋介石提出在师上面设立政训处进行协调。周恩来不同意，坚决要求在师以上设立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直至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同意由朱德、彭德怀为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蒋介石的真正用意，就是要第八路军早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去。
关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谈判，比陕北主力红军的改编谈判更加困难重重，真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民党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在北方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却加紧剿共，企图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因为对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力量，蒋介石的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
早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在同意国共合作的同时，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会后即调动对南方各地红军进行大规模的秘密“清剿”，企图抢在国共谈判前消灭这些分散在南方数省狭小地区的红军游击部队。这次秘密“清剿”使南方不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而且，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中旬，国共双方关于军事问题的谈判，还仍然局限于长征后到达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国共两党在具体政策上都作了很多的调整。分散在南方各省深山老林的红军游击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斗争的策略上，也作了必要的紧跟形势的调整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设法跟各省各地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斗争，力争停止冲突，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赣粤边、鄂豫皖、湘鄂赣、闽西等游击区都先后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了谈判，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战火已烧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国民党当局迫于战争形势的危机，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方针逐步开始变化由以“剿”为主改为以“抚”为主，对各地红军游击队开展“招抚”和“劝降”活动，企图把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各地的保安团队，受各省国民党保安司令统辖和指挥，以达到其分化溶化、瓦解直至消灭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的目的。或者以谈判为掩护，以武装诱骗、包围和袭击下山集中的红军游击队。闽南何鸣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就是在漳浦事件中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
中共中央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是十分重视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12日，国共两党刚在西安开始谈判时，洛甫、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为民团或保安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
这份电报的内容，第一，将各省分散的红军游击队，即使千人以上的红军游击队，都应改编为民团或保安团，首先应取得合法地位解决给养。第二，这个民团或保安团是完全独立的，不受国民党的控制。第三，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因为各地红军游击队，主要是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如从各分散之地千里迢迢到陕北来集中，沿途的安全是根本没有保障的，实际上是国民党的阴谋。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等到庐山跟蒋介石谈判，经过激烈的交锋，蒋介石勉强同意“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于是周恩来通过比较合法的手续派出郑位三、方方、张正坤等得力干部分赴各地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当然坚决顶回蒋介石“其领袖需离开部队”的无理要求。
6月18日周恩来等经西安回到延安。6月23日，周恩来在延安接见了美国记者彼森，周恩来在回答其提出的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谈判会议······至于军事问题，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但主要的军事问题大致谈定了。”
7月7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到上海。当晚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7月13日周恩来等再上庐山和蒋介石谈判。但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仍然很少进展，蒋介石就是不同意南方红军游击队单独成立一个军，即使可以成立一个军，也不同意由共产党方面派人来担任军长。蒋介石明确说：“不能按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中共方面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单独组编一个军隶属八路军指挥，蒋介石也不同意。蒋介石态度蛮横，节外生枝什么事也谈不成。在此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决定“蒋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
叶为询
蒋介石考虑到南方游击队分布区域的广泛，整理后具体安排在哪个区域作战、具体由谁来担任这有队伍的领导人对蒋来说很担心。红军的大部分长征后到了陕北，而南方是蒋介石的大本营，在这个区域组建的新四军蒋介石要让自己心里放心，则谁担任军长及军队的军官组成成为了主要博弈对象。蒋介石要从国民党中委派军长，并要派一部分国民党到新四军，想达到改变南方游击队的目的。但蒋介石的这种想法是共产党无法接受的，共产党希望从陕北派军长或从游击队中委任军长，但蒋介石又不放心。最后双方确定找一个无党籍的人来但任军长，这时闲居上海的叶挺被推举出来后双方达成了共识。
7月19日，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以便观察形势的发展。在上海，周恩来遇到从澳门返沪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改编游击队的初步设想。叶挺回国本意就是为抗战报国，于是，他对周恩来的这一建议欣然答应，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国民党在南方“围剿”红军三年之久，师老无功。而当时，叶挺脱离中共已十年，对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调虎离山，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国民党当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叶挺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民国八年（1919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同年加入了国民党。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赴莫斯科学习，并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12月1日转为中国共产党。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任命为第四军二十五师副师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命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北伐中叶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是坐着火箭上升。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任第十一军军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中任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开过餐馆等，逐步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节后归国闲居上海的叶挺到新稚饭店拜访了潘汉年，大家知道了叶挺的居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潘汉年正好遇到了叶挺，于是向上级推荐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同时希望叶挺向国民党中陈诚、张治中、张发奎表示自己想做新四军军长，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推荐一下；这样国共双方都同意了无党籍的叶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强调叶挺指挥一部分红军游击队必须有三个条件；10月19日延安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如果何应钦同意叶挺指挥的部队归八路军建制；如果叶挺同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中共指挥，不受国民党干涉；如果叶挺取得何应钦同意到延安接洽一次，则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集中一部分或一个军是可以的。同时各地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原地编为保安队，并作政治清理。
叶为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底叶挺抵达延安，毛泽东召开欢迎会欢迎叶挺，叶挺表示：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指引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叶挺正式成为了新四军军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1日共产党发布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游击区根据将主要任务转移向抗日的形势，争取地方政府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在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将部队改编，或以抗日名义活动；改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争取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加强党员的教育、训练。
8月9日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谈话会。会议中间，周恩来根据他和朱德、叶剑英讨论的有关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问题跟何应钦进行了谈判。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时，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奋起抗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改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使之尽快开赴抗日前线，便成为国共双方在谈判议事日程中的重要议题。
8月21日，周恩来等离开南京到西安转延安。谈判中未了事宜由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交涉。
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序厅发出通报，宣布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个通报是迄今为止查到的最早出现新四军番号的历史文献。
叶为询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获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后，立即于10月1日致电在南方的张云逸、张文彬、博古、叶剑英等人询问原委，并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电报要求他们对国民党在屠杀方法失败以后，企图变换方法，借抗日作题目来拔去这些战略支点的阴谋保持警惕。
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和叶挺出任军长等问题，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并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叶挺于任命公布后则分别向在南京、上海的中共有关人员接洽。
10月5日，潘汉年在上海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和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的情况，转达了叶挺“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的心情，并请示中央：“我们是否同意他去。”
10月8日，博古、叶剑英和董必武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从叶挺那里了解的成立新四军的背景，并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的电令：“一、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新四军
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新四军的番号及军长的任命，标志着新四军正式成立。后来新四军军部决定，将10月12日作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新四军于大江南北驰骋敌后，愈战愈强，发展成为华中敌后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一支中坚力量，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对于国民党在新四军改变过程中不断的刁难，共产党也作出了相对应的策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14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秦邦宪等人：我军在谈判中应坚持国民党不插入一人到新四军，要有一定的军饷，驻地应在有险可守的山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要向高敬亭指出：部收回各县的便衣队、部队不要集中、时时警戒，不能上国民党的当。10月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把各地游击队集中对于我们是不利的。
经过多次谈判，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2日共产党迫使蒋介石同意将南方十四区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但游击队下山后不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刁难，如在闽南解除游击队武装，经谈判后再归还等；各地的游击队下山均要与当地的国民党取得联系并不断协商，对于持枪的军队来说每一个调整的过程是复杂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下旬，中共方面与国民党在汉口进行了反复协商，在编制、薪饷等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同意了新四军不隶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直属四个支队，部队开往抗日前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正式核定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同月确定新四军新驻地——皖南黄山东南麓的岩寺，3月一支队和三支队到达、4月18日二支队到达；四支队仍在大别山区，3月8日集中于流波瞳。至此，新四军完成全部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