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首富郑永刚离世后，留下市值约200亿的杉杉股份股权，曾引发外界对“家族接班”的广泛关注。

然而不到两年时间，这场接班大戏便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告终，继母周婷与儿子郑驹之间的控制权之争，不仅未能让任何一方真正掌权，反而加速了企业的崩塌。

最终，杉杉集团破产重整，郑永刚的妻子、儿子双双出局，杉杉股份实控人变更为江苏企业家任元林，江山易主。

不过，一场看似围绕继承展开的豪门内斗，实则暴露了企业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能力、缺乏制度性经营根基的深层危机。

杉杉集团的危机，早在郑永刚去世之前就已埋下，郑永刚在，危机能被压住，郑永刚一走，累就爆了。

郑永刚作为杉杉系的缔造者，在企业内外拥有极高的信誉。他从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起步，打造出以锂电池材料和偏光片为主业的产业帝国。

在九十年代，杉杉西服曾创下日销数百套的业绩，但郑永刚并未满足于此。2007年，他果断转向新能源材料领域，在锂电池行业尚未爆发之际就抢先布局。这种前瞻性投资，使杉杉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材料供应商，也让他本人登上宁波首富之位。

然而快速扩张的背后，是不断累积的债务压力。

但郑永刚凭借其强大的个人能力和行业地位，能够持续获得银行与合作伙伴的信任，即便企业负债高企，也总能通过“刷脸”获得融资。

某种程度上，他本人就是杉杉集团最重要的“信用资产”。

而问题在于，这种高度依赖创始人的经营模式，并未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可持续的治理结构。一旦郑永刚这个核心人物不在了，整个信用体系便开始动摇。

2023年2月，郑永刚在日本猝然离世，没有留下清晰的接班安排。其子郑驹在不久后被推选为杉杉股份董事长。

郑驹出生于1991年，高中后留学海外，大学毕业后即进入父亲企业，24岁便担任总裁。尽管他拥有光鲜的履历，但业界普遍认为，他的商业地位更多是建立在其父搭建的平台之上。

几乎与此同时，郑永刚的第二任妻子周婷也加入了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周婷比郑永刚小24岁，两人于2017年结婚。婚后六年里，她陆续生下三个孩子。

郑永刚去世后，她依法主张自己和三名子女应得的继承权益。由于她与三名子女共占四份继承权，远多于郑驹一人，最终通过法律途径成为杉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并进入董事会。

尽管表面上达成了“郑驹任董事长，周婷为实控人”的妥协局面，但这一结构极不稳定。

公司内部形容其为“太后垂帘听政”，郑驹虽居董事长之位，却缺乏真正的决策自主权。更关键的是，二人都没有独立应对企业债务与融资危机的能力。

郑永刚去世后不到半年，金融机构开始收紧对杉杉的信贷。以往靠创始人信用背书就能获得的贷款，如今变得难上加难。

尽管企业基本面并未突然恶化，但银行与投资人对新一代领导团队缺乏信任。

2023年下半年，杉杉集团出现首笔债务违约。就像一个被抽掉基座的积木塔，违约引发连锁反应，更多债权人要求提前还款或拒绝续贷。

郑驹与周婷尽管在法律层面解决了控制权问题，却无法在经营层面形成合力，更无力重建市场信心。

一边是内部治理的混乱，一边是外部融资的断裂，企业迅速滑向破产边缘。2024年11月，郑驹以“工作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这在企业高管的辞职理由中相当罕见，被外界解读为他已无力挽回局面。

周婷随后接任董事长，试图推动自救，但为时已晚。2025年初，杉杉集团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郑永刚打下的家业，最终落入他人之手。

杉杉的案例，是中国不少一代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缩影：创始人在世时风光无限，离世后企业迅速陷入危机。

其背后的教训，值得许多中国企业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