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2岁的翻译家冯亦代弥留之际，紧握着妻子黄宗英的手，颤声说出一个请求：“我能和原配郑安娜葬在一起吗？”80岁的黄宗英听完泪如雨下：“我陪了你12年，难道还比不上她？” 郑安娜第一次见到冯亦代，是在 1939 年的孤岛书店。 这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青年，正踮脚够书架顶层的《永别了，武器》，袖口露出的手腕细瘦却有力。她递过木梯时，听见他低声用英语念着扉页上的句子，声音像浸了蜜的朗姆酒。 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毕业于沪江大学的翻译家，为了翻译事业拒绝了家族安排的银行职位，靠给报社撰稿维持生计。 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只有两碟酱鸭和一坛绍兴酒。冯亦代在红纸上用毛笔写下婚书，末了突然抓起郑安娜的手，在她掌心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爱心：“往后我的每篇译稿，都给你留着开篇第一个字。” 这个承诺他坚守了四十年，郑安娜的梳妆台抽屉里，码着整整三十本剪报，每篇文章的标题旁都有他用红笔圈出的 “安” 字。 1946 年冯亦代创办《世界晨报》，编辑部设在租来的阁楼里。郑安娜每天提着藤篮送午饭，总能精准地把红烧肉埋在他碗底。 有次暴雨冲垮了屋顶，她跪在积水里抢救稿件，丝绸旗袍沾满泥浆，却把丈夫刚译完的《老人与海》手稿紧紧抱在怀里。冯亦代抱着浑身湿透的妻子发抖，她却笑着拧干发梢的水：“稿子没事就好，我这身子骨经造。” 1980 年的作协年会后台，冯亦代被一阵爽朗的笑声吸引。穿米黄色西装套裙的黄宗英正踮脚给冰心递话筒。“亦代兄，好久不见！” 她转过身时，鬓角的碎发拂过肩头，眼角的笑纹里盛着岁月的光彩。 这是他们时隔二十三年的重逢，上一次见面还是 1957 年，她作为《家》的编剧，他担任文学顾问，在片场为觉新的台词争得面红耳赤。 彼时郑安娜已患阿尔茨海默症五年。冯亦代每天清晨都要在日记本上写满对妻子的叮嘱：“今天记得吃降压药”“阳台的茉莉该浇水了”，尽管她早已认不出眼前人。 有次他出差三天，回家时发现郑安娜抱着他们的结婚照坐在门槛上，棉衣上落满灰尘。“你去哪了？” 她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像个受委屈的孩子，“我等你吃了三顿冷粥。” 黄宗英是在医院走廊里撞见憔悴的冯亦代的。他正蹲在墙角给妻子削苹果，果皮断了三次。“我帮你吧。” 她接过水果刀，手腕轻转间旋出一整条不断的苹果皮。 刀锋划过果肉的脆响里，冯亦代低声说：“她昨天把痰盂当花盆，说要种我最爱的腊梅。” 黄宗英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插好递给他：“安娜姐心里，一直记着你喜欢什么。” 1982 年郑安娜去世那天，北京下着雪。冯亦代在灵前守了整宿，指间的香烟烧到尽头烫了手也没察觉。 黄宗英披着军大衣来送殡，看见他把那枚素银戒指轻轻放进妻子棺木，突然想起多年前在上海，曾见郑安娜用这枚戒指在冯亦代译稿的空白处画过小太阳。 1993 年的重阳节，黄宗英在病房里收到一个蓝布包。冯亦代掀开层层棉纸，露出一碟颤巍巍的重阳糕，豆沙馅从裂开的糕体里渗出来，像极了他年轻时给郑安娜做的模样。 “尝尝？” 他递过竹筷时，她发现这个八十四岁老人的手竟在发抖 —— 三个月前，他因脑溢血差点撒手人寰。 他们的结合曾掀起轩然大波。有记者追到医院问黄宗英：“您嫁给比您大十二岁的冯老，是不是为了他的名气？” 她正给冯亦代读《红楼梦》，闻言合上书笑了：“他连鞋带都系不利索，名气能帮他擦口水吗？” 那天下午，冯亦代用还能活动的左手，在她掌心写了三个字：“谢谢你”。 共同生活的十二年里，冯亦代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过往的眷恋。他会在吃红烧肉时突然停箸：“安娜以前总把肥肉挑给我”；看到窗台上的茉莉就喃喃自语：“她种的能开三季”。 黄宗英从不说破，只是在他失眠的夜晚，默默调暗台灯亮度，陪他看郑安娜留下的那些剪报。 有次整理旧物，黄宗英发现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冯亦代摩挲着铜锁上的锈迹，突然红了眼眶：“这是我们的定情物，里面是她送我的第一支钢笔。” 钥匙插进锁孔时，他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宗英，人这一辈子，心就像个房间，有的人住得早，占的地方就大些。” 她握住他枯瘦的手：“我知道，我给她留着朝南的窗。” 2005 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冯亦代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呼吸面罩里不断涌出白雾。当她把耳朵贴近他唇边时，那句断断续续的请求像冰锥刺进心口：“我能…… 和安娜…… 葬在一起吗？” 八十年的人生里，黄宗英经历过太多风浪。十七岁嫁入豪门，二十四岁丧夫，三嫁程述尧，四嫁赵丹，却从未有过这样锥心的时刻。 她看着这个陪了十二年的男人，“我陪了你十二年，难道还比不上她？” 泪水砸在他手背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里，他用尽最后力气重复：“她等了我…… 一辈子……” 这句话让黄宗英突然想起，郑安娜去世前，曾拉着她的手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以后…… 替我多看看他。” 原来有些承诺，早已在时光里悄然交接。 出殡那天，黄宗英捧着两个骨灰盒站在墓前。她亲手将冯亦代与郑安娜的骨灰合葬在八宝山，墓碑上只刻着三个人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