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郑波调研了9个团，发现只有一名战士在俘虏逃跑时用过一次刺刀，其余再也没有人用过。他由此认为，步兵分队的刺杀训练应该进行大力改革，不能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了。 郑波这个人，1920年12月生在河南洛阳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原名叫郑士虎。从小家里穷，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脑子活络，早早接触到革命思想。1938年夏天，他投身抗日游击队，那时候才18岁，啥军事经验都没有，就凭一股子热血干劲，从最底层干起。次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正式党员。这一步走得稳，从此他的军旅路就铺开了。抗日战争打响，他先在新四军一个连队当指导员，管士兵的思想工作和战斗组织。1940年春天升营教导员，带队在敌后搞游击，打击日伪军。1943年夏天，他当上团政委，参与了好几场硬仗，对日伪的打击行动越来越猛。1945年秋天，他升团长，直接指挥部队拿下敌方据点。整个抗日时期，他从基层爬到领导岗位，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也见证了部队从弱到强的过程。这段经历让他明白，军队训练得贴近实际，不能光练花架子。郑波的成长轨迹挺典型，那一代军人就是这么一步步熬出来的，靠的是真刀真枪的历练，而不是空谈。 解放战争一爆发，郑波继续在前线冲锋。1946年，他率部打东北战役，部队在寒冷的天气里推进，缴获了不少装备。1947年，他指挥攻占城市，部队组织得井井有条。1948年，在华北平津战役中，他负责部分行动，部队配合默契，贡献不小。1949年春天，战争结束，他帮忙整编部队，确保过渡顺利。新中国成立后，他没停下脚步。1950年还是团长，参加剿匪和边境防御，任务琐碎但重要。1953年调师参谋长，专管作战计划，脑力活儿多了。1955年升副师长，监督部队管理和训练。1956年当师长，领导整个师级单位，责任更大。1960年升军参谋长，处理军级事务，统筹协调。1964年进广州军区，当作战部部长，负责南部战区的部署。1967年第一次当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管部队调动和后勤。1971年调军长，指挥具体行动。1975年又回副参谋长岗位，一直干到1980年离休。这一路升迁，靠的是实绩，不是关系。他在不同岗位上都注重实战，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后来的调研打下基础。 郑波的调研发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那场仗打得激烈，部队从前线撤回。1979年春天，他接到任务，选了9个团作为样本，这些团分布在广东广西边境，刚经历过实战。他亲自带队，逐个团走访，时间拉了好几个月。调研重点是战场细节，尤其是近身格斗的使用情况。他问战士们：在作战中动没动用刺刀？结果，大部分人说没用过。只有一个战士讲，在押解俘虏时，对方想跑，他用刺刀刺中腿部制服了人。这是整个9个团里唯一的一次记录。其余战士再也没机会用到。郑波汇总数据，发现现代战争变了样，远程火力和机动性成了主流，白刃战几乎没戏。这让他觉得步兵刺杀训练得改革，不能再把大把时间砸在那些分解动作上，比如喊声、响动、一条线的反复练。过去那种模式，浪费太大。部队精力该放实战技能上，像射击精度、战术配合、生存能力。他在报告里强调，这些时间挪到更有用的项目，能提升部队整体效率。改革不是否定传统，而是适应新形势，让军队更强。 郑波的观点一出，在军区引起讨论。有些单位开始调整训练，减少刺杀课时，增加火力练习。他承认，刺杀训练在培养士兵血性和尚武精神上还有作用，军人不能光会操作武器，得有勇猛拼杀的劲头。但在当代战场，用武之地有限，得平衡好。调研报告上报后，他继续在副参谋长岗位干活，参与部队优化，推动现代化转型。军区内部对他的建议认真对待，一些变化逐步落实。1980年夏天，他办离休手续，离开现役。离休后，他住广州，生活低调，偶尔参加老干部活动，回忆军旅往事。时间过得快，转眼几十年。他保持规律作息，关注国家大事。2011年1月24日，因病在广州医院逝世，享年91岁。军区和地方办了悼念，同志们缅怀他的贡献。他的事迹记在军史里，供后人学习。尽管刺杀在现代战争中应用少，但培养战斗意志的意义还在。 郑波的调研报告提交后，影响逐步扩大。军区高层讨论他的提议，认识到传统训练的局限性。一些单位减少白刃格斗时间，转向射击和协同演习。他强调，改革是为了效率，不是全盘否定。刺杀训练在锤炼勇气方面仍有价值，军人需要那种冲锋精神。1980年，他正式离休，结束军旅生涯。离休后，他定居广州，偶尔和老同志聚聚，分享经历。晚年他阅读报纸，关注国防发展。医疗队定期检查，他配合治疗。2011年1月，他住院治疗，24日逝世。逝世后，军区举行活动，记录他的生平。他的观点启发后人，军队训练更注重实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