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顾维钧趁妻子黄蕙兰睡着，偷偷溜进严幼韵的房间。这时他万万没想到，黄蕙兰趁他不注意，默不作声跟着上楼，当听到屋内传来嬉笑吵闹的声音时，她一气之下狠狠地把房门给踹开，顺手掂起了旁边的一壶水，毫不犹豫的浇在了顾维钧的头上。
1956年，顾维钧与黄蕙兰的36年婚姻走到尾声。这场离婚震动了当时的外交圈，因为黄蕙兰不仅是东南亚糖业巨头黄仲涵的女儿，更是顾维钧外交事业的重要资助者。
黄蕙兰1893年出生于印尼雅加达，父亲黄仲涵控制着东南亚大部分制糖业务，家族资产在当时相当于数亿美元。1920年，27岁的她在母亲安排下与32岁的顾维钧结婚。
当时顾维钧刚结束第二段婚姻，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外交官的薪水有限，但社交开销巨大，经常需要自掏腰包招待各国政要。
婚后黄蕙兰立即展现了经济实力，她花费20万美元在北京购买豪宅，又投入大笔资金翻新伦敦的中国使馆。每次外交宴会，从餐具到酒水都由她承担费用。
这种经济支持让顾维钧在外交舞台上如鱼得水，黄蕙兰也因此频繁出现在国际场合，1925年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上，她佩戴价值连城的家传翡翠项链，被《纽约时报》称为"东方珠宝女王"。
但两人的矛盾也逐渐显现。顾维钧认为妻子过分炫耀财富有损外交官形象，而黄蕙兰则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认可。1940年代，严幼韵进入了顾维钧的生活。
严幼韵同样出身富商家庭，但她的处事风格更加低调。与黄蕙兰习惯佩戴昂贵珠宝不同，严幼韵更愿意在背后默默支持顾维钧的工作，这让顾维钧感到更加舒适。
1956年，顾维钧正式提出离婚。离婚协议显示，黄蕙兰获得50万美元财产分割，相当于今天的500万美元。她选择在纽约曼哈顿购买公寓独居。
离婚后的黄蕙兰并未沉寂，她开始撰写回忆录，记录自己在外交圈的见闻。1960年代，她接受《生活》杂志专访时说："我用金钱换取了社会地位，但最终发现这种交换并不公平。"
顾维钧与严幼韵1956年结婚后，继续在外交领域活跃。严幼韵承担起与黄蕙兰类似的经济支持角色，但行事更加谨慎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展示财富。
黄蕙兰在纽约的生活相当精彩，她经常出席各种慈善活动，将部分财富用于资助亚洲学生留学。1970年代，她还投资了几家中餐厅，成为华人社区的活跃人物。
这段婚姻反映出民国时期外交官群体的现实困境。他们需要在国际舞台上维持体面，但政府提供的经费极其有限。娶富家女儿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普遍选择。
其实许多外交官家庭都存在类似的经济依赖关系，不同的是，大多数女性选择忍受，而黄蕙兰最终选择了独立。
1991年，98岁的黄蕙兰在纽约去世。她的遗产除了留给子女外，还设立了教育基金，专门资助有经济困难的亚洲女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