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上海知青张菊芬前往黑龙江讷河插队。临行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虽然她已经和男友分手，但她对他充满怨恨，更害怕家人知道这件事。为了逃避，她决定趁着插队的机会离开上海。 怀着身孕，离开上海的她没有勇气面对过去，也无法坦白家人，逃去讷河插队成为唯一选择。这条路既是逃避的出口，也埋下未来未知的伏笔。 1969年初春，张菊芬刚满十八岁。她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康家庭，父母都是工人，从小接受红色教育，学习刻苦，成绩中上，却不算尖子。她有个男友，家境普通，两人关系稳定。 那个春天，她发现自己怀孕。这种消息在文革氛围下意味着彻底的破局。她知道家人对“有过关系”的死罪，她知道单位有“家丑不可外扬”观念，她知道学校干部们只接受“纯洁”的革命青年。 当她坐在镜子前抚摸小腹时，心里不是喜悦而是惊恐。朋友圈虽然有几个知己，但没有人能替她出主意，也没想过她会被怀念、被理解。这种愧疚和恐惧，让她连哭都没有机会。 家庭气氛在那天彻底崩塌。她隐约察觉母亲多次望向她的书桌抽屉，父亲的眉头越发深锁。家里有句话没明说，但足以让人窒息——“知青下乡”的名额不是给心怀叛逆者准备的。 张菊芬一咬牙，决定趁下乡之机离开。讷河，这个边远湿地小城，黑龙江南岸，和上海相比就像两个世界。那里没有人认识她，也没人会问起她的过去。 当知青队伍的号子在操场上响起，她揣着黑布包，打扮朴素，携带最少的私人物品。除了怀孕构成的隐秘，她仿佛一切都平静。 但没有谁能忘记那子宫里小小的胎动。那是她唯一的孩子，在外面一个月后，她们才认识到对方存在。弹跳、翻滚，像个生命在提醒她：阴影并没带走你。 第一站是镇区任务队。张菊芬被分配到稻田，春耕刚启，黑土地湿润发香，泥水淹过脚踝。寒风混合着河岸上凛冽的气息，空气质朴又刺骨。她要和当地青年一起支援犁田，插秧，晚餐吃的是粗粮粥、咸菜干。 在那里没人问她来历，没人提“上海哪个学校”。所有人先冷眼，再观察她是否干得过活。如果干得过活，也就有了立足资格。 她的肚子随着季节慢慢隆起，从起初的突兀到后来被稻田阳光遮藏。大伙不说话，但知道人分几类：有孩子的，没孩子的，看重家里的背景的，看重干活的。她属于最难的一类：没底牌，有秘密。 生活的节奏简单得像钟表。清晨天还没亮，她跟着喊声起床，抄过梦寐的情节，迎着露水上地。 午休时，她找地方躲着睡几个小时，累到连担心胎动都觉得奢侈。下午收工后，她背着工具回宿舍，一床被褥隔出两个世界：一侧放她买来的食盐和自带的洗衣皂，另一侧放宽松衣裤和藏在内袋的那本日记。 在宿舍里，她认识几个同样因家事入来的姑娘。没人关心她的怀孕，却对她吃得少、动作小心、脸色时好时差表示好奇。有人轻描淡写问一句：“腰疼吗？”她不答，只点头。别人没再问。 知青生活里每个动作都在磨时间：从分配地块，到点名，再到每个人相互借用火柴、啜饮草根茶。这些细节构成生活的全部。然而，张菊芬的视觉里，多了一条生命线——那肚皮的存在让她的步幅变短、呼吸更急，心跳更响。 不只是身体负担，更是心理重压。夜里她总在想着：生这个孩子，谁会管？奶粉从哪里来？给谁看病？打针要不要公费？她不想把孩子带回上海受辱，也懒得让家里猜你怀的确实是孩子。父母怕被抓走，学校怕被批判，单位怕被“污染”。一切都在沉默地斩断她对家的想象。 但即便这样，她依旧努力活着。她在田里尽量争气，多做活，拼着腹部疼也要完成指标。她知道只有自己撑住，才可能熬到挺入冬天。那个冬天，她要去县城医院检查胎位，要打几针什么补品——她没想得那么远，却不能退。 插队第一个月结束，她被评上勤学中队成员。没有表扬会场上的鞠躬，也没写什么先进事迹。只是在下发奖章时，队长轻声对她耳语：“你挺住。 ”那一瞬，她恨不得哭出声来，却忍住低头。奖章没有意义，但那是一剂药，提醒她至少现在活得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