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了，终于在同学聚会上，碰到了当年借走我30000元不还的女生。我直接问她：“

四年了，终于在同学聚会上，碰到了当年借走我30000元不还的女生。我直接问她：“那笔钱什么时候还我？”她见到我，脸色刷白，躲到角落里，开始打电话，语气里带着急切。 KTV的音乐震得人耳膜发疼，彩灯在她颤抖的肩膀上晃来晃去。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对着手机连连点头，手指死死攥着包带，指甲几乎嵌进皮革里。旁边有同学凑过来：“你俩咋了？当年你俩不是最好的搭档吗？” 是啊，当年我们是最好的搭档。大学时一起参加创业大赛，她做策划，我搞技术，熬夜改方案时，她总往我手里塞颗薄荷糖，说“清醒点，冠军在等着我们”。后来我们拿了二等奖，奖金刚够租个小办公室，她却突然红着眼圈找我借钱：“我弟查出白血病，家里实在拿不出手术费。” 我没犹豫，把准备买房的首付取了三万给她。她写借条时手在抖，说“半年内一定还”，字里行间全是泪渍。可从那以后，她的电话越来越难打通，最后直接换了号码。我去她老家找过，邻居说她们全家搬去了外地，只留下空荡荡的老房子，院墙上还贴着我们当年的获奖照片。 此刻她挂了电话，低着头朝我走来，声音细得像蚊子哼：“能……能借一步说话吗？”我们走到KTV外的台阶上，晚风带着凉意，吹得她头发乱了。“对不起，”她从包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钱，“这是我刚跟表姐借的，先还你一万，剩下的我每月还五千，行吗？” 我接过钱，指尖触到她掌心的温度，忽然想起她当年总说要开家公益书屋，让农村孩子有书读。“你弟……”我话没说完，她就掉了眼泪：“去年走了，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我爸妈也垮了，这几年一直在打三份工还债。” 她从手机里翻出照片给我看，是个瘦弱的男孩，抱着本书笑得灿烂。“他总说等病好了，要跟你学编程，”她擦着眼泪，“我换号码是怕你催债，更怕你知道他没了……我没脸见你。” 台阶下传来同学的笑闹声，我捏着那沓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想起她当年为了省车费，每周步行两小时去医院看弟弟；想起她兼职发传单时，被太阳晒得脱皮，却总把好点的饭菜留给弟弟。原来那些没说出口的苦衷，比逾期不还的账单更沉重。 “剩下的不用急，”我把钱塞回她手里，“你先顾好自己。”她愣住了，眼里满是不敢相信。“其实我早不指望这笔钱了，”我笑了笑，“今天问你，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她突然蹲在地上哭起来，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后来同学告诉我，她这几年过得很苦，白天在超市理货，晚上去夜市摆摊，周末还要去照顾住院的母亲。“上次同学群里募捐，她死活不肯要，说欠着债呢，不能再欠人情。”我忽然想起自己刚工作时，父亲生病住院，同事们偷偷凑钱帮我交了手术费，那份暖意，至今还记得。 第二周我去她摆摊的夜市，远远看见她在给顾客打包袜子，动作麻利。旁边摆着个小书架，放着几本旧书，上面贴着张纸条：“免费借读，记得还。”我走过去时，她正在给个小女孩讲故事，眼里的光和当年说要开书屋时一模一样。 “你怎么来了？”她有点慌乱，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我指着书架说：“我来借书。”她笑了，从里面抽出本《小王子》：“这本适合你，当年你总说要看。”书里夹着张借书登记本，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大多是附近的孩子。 临走时她塞给我五千块：“说好每月还的，不能食言。”我接过来，又从钱包里掏出两千：“这是我捐给书屋的，添几本新书吧。”她推了半天，最后红着眼圈收下了，说：“等书屋开起来，第一个给你留钥匙。” 现在每个月月底，我的账户都会收到五千块，附言有时是“今天卖了一百双袜子”，有时是“妈妈能下床了”。上周她发来照片，书屋租在了小区的储藏室，刷成了亮黄色，门口摆着孩子们种的向日葵。“下个月就能还清了，”她的消息带着笑脸，“到时候请你吃我做的红烧肉，当年你总说我带的便当好吃。” 我望着窗外的月光，忽然明白，所谓债务，从来不止是金钱的往来。她欠我的三万块，我记了四年；而我当年随口说的一句“想开书屋”，她却记在了心里。那些在岁月里沉淀的善意，比账本上的数字更珍贵。 其实那天在KTV外，我就原谅她了。不是因为她的眼泪，而是想起我们曾一起在教室里刷题，一起在操场上畅想未来，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不该被一笔钱淹没。就像她现在慢慢还清的，不只是债务，更是被生活压弯的尊严；而我放下的，也不只是执念，更是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世上有太多身不由己的窘迫，也有太多藏在沉默里的坚持。就像那三万块钱，它曾横亘在我们之间，像道过不去的坎；如今却成了条纽带，让我们看清，那些年少时的情谊，从来没被岁月磨掉，只是暂时蒙上了尘埃。 下个月她就能还清最后一笔钱了。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带本崭新的《小王子》去她的书屋，告诉她：“有些约定，晚一点实现也没关系，只要我们还记得。”毕竟，比起金钱的清算，人与人之间能重新找回信任与温暖，才是最划算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