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总理出访，外国记者提无理要求，女外交官一句话尽显大国风采 “总理，他们要咱们付钱才能让镜头对准您。”——1963年2月的阿尔及尔，大巴驶向新闻中心时，随团工作人员低声汇报。车窗外椰枣树飞快后退，周恩来轻轻“嗯”了一声，目光却落在后排那位神情淡定的女外交官身上。她叫龚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只要她开口，十有八九能化险为夷。 那一年，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往来刚刚起步。冷战阴影里，西方媒体对北京的偏见肉眼可见。周恩来此行要访问十四国，既要增信释疑，又要为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铺路。记者招待会是在访问序程中最不可预见的环节，美国、法国、英国三家电视台临时组团赶来凑热闹，其中一位法语记者提的条件异常刺耳：采访可以，先付出场费。 放在今天，这算街头八卦；在当时，简直是外交挑衅。会场内灯光刺目，翻译尚未来得及把法语完整转成英语，龚澎已迈前一步。她没有提高音量，却让所有人都听清楚：“先生，您弄反了。世界上想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镜头缺的不是钱，而是机会。”短短一句，现场哄然，有人鼓掌，有人窃笑，那位记者涨红了脸，不再坚持收费。 几分钟后，总理才步入会场，提问环节顺利收官。有人事后感慨：“周恩来像指挥家，龚澎就是他手里的最亮那根指挥棒。”话虽夸张，却贴切。 要读懂这位女外交官的底气，还得把时钟拨回更早。1914年9月10日，横滨港口一声汽笛，龚澎在日本出生。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老兵，信奉“国家不强，个人再富也只是浮萍”。三岁回到广东，家中英文、粤语、普通话夹杂，她从小就不怕“说错话”。1935年冬天，“一二·九”运动爆发，她在燕京大学的石阶上带头呼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袭长呢大衣被寒风掀得猎猎作响。那天晚上，她写下日记：“怕？当然怕，可要是都闭嘴，就更怕。” 再往后，延安窑洞里的煤油灯点亮她的另一段人生。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交谈，临时缺译员，她被推了出去，从容把长篇大论译成地道的英语。彭德怀打趣道：“这小姑娘，心比黄河闸门还稳。”两年后，她跟随周恩来前往重庆办事处，正式进入外事系统。一张张外宾名片从她手中递出，也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法西斯、反分裂的信息递向世界。 很多人好奇，她为什么能同时拥有“柔”和“刚”。原因之一是学识。龚澎大学主攻社会学，又自学了国际新闻采编；原因之二是战火磨砺。1941年，她被埋在重庆大轰炸后的废墟里两小时，自行爬出时笑着对同事说：“文章没写完，天理不收。”这种淡定让西方记者以为她“天生适合新闻战线”。其实，她更适合冲锋线——用话语权扩大战略纵深。 1943年，她与乔冠华在《新华日报》相识。两人同岁，同样留学国外，同样习惯在烟雾缭绕的编辑部里就国际局势吵得面红耳赤。乔冠华话少，写评论长篇大论；龚澎话多，下笔十行俱下。有人调侃：“一个快嘴，一支快笔。”年底，两人在重庆简单办了婚礼。毛泽东打来贺电：“双飞燕，革命牵。”喜帖如今收藏在外交部档案馆，已微微泛黄。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主抓“三件事”：建队伍、定规矩、树形象。新闻司缺人，他点将：“龚澎来。”35岁的她成了司长，又成了共和国第一位正式新闻发言人。当时新闻发布会条件艰苦：旧礼堂、白炽灯、手摇录音机。龚澎要求同事们穿深色西装、答问限时、口径统一，又提醒大家“留十秒让记者补镜头”，小细节却立竿见影。西方记者说：“北京发布会第一次有了专业范儿。” 1960年代初，中苏裂痕加深。中国主动走向亚非拉，寻求更多朋友。龚澎是周总理最倚仗的“第一哨兵”——提前收集境外媒体口风，预判提问重点，用最简洁语言送出中国立场。1963年出访前，她翻遍各国报纸，把可能的“陷阱”整整写了两大本，圈出最刁钻的问题：台湾代表权、援外预算、意识形态分歧。那份手稿如今仍在中央档案馆，可见密密麻麻的蓝墨水批注。 到了阿尔及利亚，一切如她所料。收费闹剧被她几句漂亮话拆穿，还有后续——第二天，原本傲慢的那个电视台主动上门递交完整采访申请，并提出愿意免费提供录像带。龚澎淡淡说：“你们不是给我们面子，只是给你们的观众一个机会。”友好而不失锋芒，大国气度不言自明。 遗憾的是，许多人记住了“漂亮女外交官”，却不知她的余生并不平顺。1965年，她向下属强调“新闻司也要有战斗姿态”，声音依然坚定。1970年春节前夕，她在办公室突感头痛，以为熬夜旧疾，谁料当天晚上昏倒在家。抢救三个月，终未醒来，年仅五十六岁。送别那天，乔冠华站在人群最后排，眼睛通红，却一句话也没说。 儿子乔宗淮后来在《母亲留给我的东西》里写道：“她常说外交不是谈判桌上的较量，而是亿万普通人对一个国家的观感。”他整理遗物时发现，母亲把自己出生时那件碎布缝的襁褓密封在牛皮纸袋中；袋口上有铅笔字——“Mission of Love”（爱的使命）。在重重文件之间，显得朴素又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