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之子被判死刑，父亲得知后，给省委送了8个字去 熊应堂这名字，在那个年代不算陌生。打小吃尽苦头，年轻时干过理发匠，后来扛上枪，从红军一路走到了开国。 二十出头上战场，枪伤炸伤都不稀奇，凭着命硬和骨头硬，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团长。 后来抗战打响，他又是主力，等到解放战争那几年，更是前线少不了的人。 淮海、渡江、解放上海，哪一仗没他的影子？建国之后，他去了浙江，干过军区司令，也兼过省委书记，手握实权。 很多人讲他是铁汉，公事公办，不给情面。 但没想到，真正让他难以下决心的，不是在战场，也不是官场，而是自己家里的一对双胞胎儿子。 那对双胞胎，一个叫熊紫平，一个叫熊北平，是他和妻子颜露最宠的孩子。 七个子女当中，就这两个最不让人省心。他们1952年生，正好是父亲在浙江最忙的时候。 打从小吃穿不愁，家里佣人司机伺候着，大院里的人谁不知道“二熊”的名字。可惜不是好名声，是怕他们闹事。人家孩子上学，乖乖写字读书，这俩不是打同学就是顶撞老师，成绩一塌糊涂，风评全靠家里撑着。 他们打了人，家属去找学校告状，学校怕得罪“熊司令”，能推就推；邻居家的小孩挨了揍，家长敢怒不敢言，只能把孩子领回家避着走。 熊应堂整天忙着公务，对家里的事并不太清楚。 教育子女的事落到妻子颜露头上，可她本就心软，又迷信“官二代不能受委屈”的那一套。 孩子闹事，她反倒说别人欺负他们；孩子蛮横，她还替他们撑腰，说他们是“有骨气”。 这种惯出来的性子，外人看得明白，家里却无人能管。 他们从小生活在特权中，渐渐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后来听说俩孩子实在管不住，熊应堂也火了，把他们塞进军营，想着让部队里的纪律磨一磨这股邪气。 可惜，军营也不是铁打的清规戒律。 当时谁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儿子？连带队的连长都不敢凶一点，怕得罪了上头。 他们在部队里比在外面还放肆，打架、顶撞、胡来一样不少。 管不住，领导干脆把他们“安置”到地方工厂，说是锻炼，其实是放一马。 可到了工厂，他们照旧我行我素，不干活也没人敢说，成天和地痞流氓厮混，专挑厂里的女青年下手。 年轻姑娘进了他们圈子，不是被骗就是被吓，结果只有一个——脱不了身。 这种事不是一两回，而是年年不断。 据后来的调查，仅仅几年时间，受害的女青年就超过百人。 有的被哄骗，有的被威胁，有的甚至事后怀了孕，整个人垮了，家庭也毁了。可这些姑娘和她们的家属，大多不敢声张。有的跑去告状，反被警告“不要乱说”；有的只敢给省里写匿名信，希望能有人伸出手来管一管这对无法无天的“少将之子”。 直到1979年，局势开始变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来，社会风气逐渐清朗，一些地方干部开始正视问题。 浙江当时的主要领导收到大量举报信，信里密密麻麻写着“二熊”的种种恶行。 看得出，群众早已忍无可忍。 新班子对待这种问题也不再遮遮掩掩，拍了板，直接下达了拘捕令。 消息传出来的那几天，杭州那片大院都炸了锅。 有人说这是“天理昭昭”，有人说是“迟来的正义”，还有人干脆敲锣打鼓庆祝，像过节一样。 不少当年吃过亏的家庭，终于等到了一个交代。 “二熊”被逮捕那天，百姓在附近围观，一些人还在偷偷鼓掌。可两兄弟根本不当回事，认为就算进了看守所，也不过是走走过场。 他们心里有底，以为父亲那边会出面保他们。 等来的不是保护伞，而是八个字：犯了法，杀了吧。 传言说，熊应堂在得知二子被捕后，没找人活动，也没提“从轻发落”，只让人带了封信到省委，就那短短的一句话。 很多人听说这事时，是不信的。 哪有当父亲的，会这样对亲儿子？可事实就是如此。他什么都没说，只交代要依法处理，绝不干预。 后来开了公审大会，法院判决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死缓，进了监狱不到两年，被狱友打骂，羞辱不断，最后自杀了。 一对双胞胎，一个被枪决，一个含恨而终。 从权贵之后到阶下囚，这步走得不算突然，是他们一步步自己走出来的。 “二熊”案成了全国第一个“红二代伏法”的例子。 也正因为他们身份特殊，才引发那么大的关注。这起案件让很多人意识到，权力再高、背景再硬，也有撞上法律的一天。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刑事审判，更像是一次制度对特权的正面回击。 而熊应堂的态度，也成了议论焦点。 他没有护短，没有说情，用自己的沉默，成全了法律的尊严。 有人说他冷血，也有人说他刚正。但了解他一生经历的人知道，这其实是他最痛的一次决定。 打了一辈子仗，守了一辈子纪律，到头来亲手送别了两个儿子。 他不是不痛，只是知道，法律必须站在所有人之上，即便是自己的骨肉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