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杨得志将军踏上湖北江陵的土地，只为探访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战友——侯礼祥。 寒风刺骨，他站在江陵县一处简陋的农舍前，敲响了那扇破旧的木门。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身着黑色棉袄、左腿微跛的老者映入眼帘。 杨得志愣住了，眼前人虽满脸风霜，但那熟悉的眼神却让他心头一震：“老侯，真的是你！” 这一刻，尘封多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是长征路上生死与共的战友，是腊子口战役中救他于危难的“突击队长李祥”。 可为何老战友会被误判身份，甚至背负不白之冤？这一趟探访，不仅仅是一场老友重逢，更是揭开侯礼祥身份误判始末的起点。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感受那份跨越数十年的战友情和真相背后的辛酸。 时间倒回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腊子口战役。那是红一军团一师最艰苦的一战，敌军据守天险，火力凶猛，杨得志所在的部队被困在山谷中，弹尽粮绝，形势危急。 就在生死攸关之际，一个名叫“李祥”的突击队长带领小分队从侧翼突袭，硬是用手榴弹炸开敌军防线，救出了被围困的杨得志和战友们。 那一天，硝烟弥漫，杨得志握着“李祥”的手，感激地说：“兄弟，今日之恩，没齿难忘！”“李祥”只是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都是自家兄弟，谈啥恩不恩！” 然而，战后因战事紧急，两人未及深谈便匆匆分开，杨得志只记得档案上登记的名字——“李祥”，却不知此人真名侯礼祥。因方言口音和手写误差，档案中留下的名字成了日后身份误判的根源。 1941年，湖北江陵县正值日伪势力清乡运动最猖獗的时期。侯礼祥早已从红军战士转为地下党情报员，肩负着为中共江汉地委传递情报的重任。 为了掩护身份，他不得不接受伪政府安排，表面上担任保长一职，实则暗中为地下党收集情报、接头联络。 那时的侯礼祥，过着双重人生。白天，他戴着破旧的八角帽，在村里巡逻，装作唯唯诺诺的“伪保长”；夜晚，他却躲在破屋中，借着微弱的油灯，接收神秘电台信号，将日伪军布防图一笔一划抄录下来。 村民们只当他是“汉奸走狗”，却不知他曾数次冒死将情报送出，挽救了无数同志的性命。 然而，这种双重身份也埋下了隐患。1943年，伪政府内部警戒名单上出现了“侯保长”的名字，怀疑他是地下党卧底。 战后，这份名单被误解为“汉奸证据”，侯礼祥的身份被彻底质疑，甚至连党组织内部也有人对他产生怀疑。 他左腿上那道贯穿伤——1939年反扫荡战斗中留下的伤痕，以及随身被褥中缝着的褪色红布五角星，都无法证明他的清白。那段岁月，他选择了沉默，独自承受着误解与冷眼。 1974年，杨得志将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从老战友口中得知“李祥”可能还活着，且就在湖北江陵县。 他心潮澎湃，立刻决定亲自前往探访。到达江陵时，寒风呼啸，气温低至零下5℃。侯礼祥的家简陋得让人心酸，屋内只有一架铸铁煤炉，散发着微弱的暖意。 他身着黑色棉袄，肘部还打着灰布补丁，见到杨得志时，眼神中满是惊讶与复杂。 “老杨，你咋来了？”侯礼祥的声音有些颤抖，多年未见的战友突然出现，让他既激动又不安。 杨得志拍着他的肩膀，哽咽道：“老侯，这些年苦了你！我一直以为你叫‘李祥’，没想到档案出错，害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那一晚，两人围着煤炉促膝长谈，回忆起腊子口战役的点点滴滴，也聊到侯礼祥战后的遭遇。 杨得志这才得知，侯礼祥因“保长”身份被误判，甚至连伤残军人证明书都迟迟未发，直到1975年才补发。他心痛不已，当即决定为老战友正名。 杨得志回到部队后，立即联系湖北省军区，启动档案交叉比对系统。通过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合影和中央军委战史研究室《长征战役详录》的记载，终于确认“李祥”即是侯礼祥。 甘肃迭部县腊子口战役遗址纪念碑上，也赫然刻着“突击队长李祥”的名字，这成为关键证据。 此外，江陵县博物馆保存的《伤残军人证明书》和武汉军区政治部1981年编印的《老红军访谈录》手稿，也为侯礼祥的身份提供了佐证。 1974年底，侯礼祥的身份终于得以平反，他被确认为老红军，恢复了应有的荣誉。 侯礼祥平反后，杨得志又多次前往江陵探望，每次都带去一些生活用品，陪老战友聊聊往事。 侯礼祥晚年常对人说：“老杨这一趟来，不光是救了我的名声，更是救了我的心。这些年，我不怕苦，就怕没人信我。” 2003年，侯礼祥去世，随葬的还有那顶破旧的八角帽——那是他在地下党时期最珍贵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