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姨在姨夫去世之后，去北京给一个老头做钟点工。就是上午打扫卫生，做顿中午饭大姨

我大姨在姨夫去世之后，去北京给一个老头做钟点工。就是上午打扫卫生，做顿中午饭大姨去北京那年刚满五十六，头发还没怎么白，就是背有点驼，是年轻时在地里弯腰割麦子落下的毛病。姨夫走后，家里的老屋空了一半，她看着墙上两人年轻时的合影，总觉得心里发空，邻居劝她去北京找份活儿，既能挣点钱，也能换个环境散散心。 雇主是个姓陈的老先生，住在西城区的老四合院里，听说以前是教画画的，老伴走了三年，儿女在国外，家里就他一个人。大姨每天早上七点坐公交过去，先把前院的落叶扫干净，再擦屋里的红木家具。那些桌子椅子上摆着好多瓷瓶，上面画着山水，大姨每次擦都格外小心，生怕碰坏了，陈老先生总说“没事，都是些普通玩意儿”，可大姨还是觉得，能摆在这样的院子里，定是金贵东西。 最费心思的是午饭。陈老先生牙口不好，爱吃软和的，大姨就变着法儿做。周一熬小米粥配蒸南瓜，周二炖冬瓜丸子汤，周三焖点烂面条，里面卧两个鸡蛋。有次她包了白菜猪肉馅的小馄饨，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的馅，陈老先生吃了满满一碗，说“跟我老伴以前做的味儿差不多”，说着眼睛就红了。大姨没多问，默默收拾了碗筷，心里却有点发酸——都是失了伴的人，谁还没点念想呢。 陈老先生话不多，多数时候就坐在葡萄架下的竹椅上看书，或者对着一幅没画完的画发呆。大姨干活时，他偶尔会问一句“老家的麦子该收了吧”“你家孩子最近挺好？”，大姨就捡着家常说，说老家的侄子考上了大学，说邻居家的鸡下了双黄蛋，陈老先生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嘴角带着点笑。 有回大姨扫院子时，发现墙根下冒了几棵杂草，刚要拔，陈老先生赶紧说“留着吧，是野菊花，秋天开黄色的花，好看”。后来那些草长高了，真的开了一串小黄花，老先生搬了画架坐在旁边，画了一下午。画完了，他卷起来递给大姨：“给你吧，带回去挂着。”大姨捧着画，手都有点抖，说“这太贵重了”，老先生摆摆手：“放我这儿也是落灰。” 冬天来得快，四合院里的葡萄藤落了叶，光秃秃的藤架像老人的手。有天大姨做完饭，老先生突然说：“我儿女让我去美国过年，这院子可能要租出去了。”大姨哦了一声，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就像当年姨夫刚走时那样。她算了算工钱，老先生多给了五百，说“这几个月辛苦你了”，大姨要退回去，他按住她的手：“拿着吧，给孩子买点东西。” 大姨离开北京那天，陈老先生拄着拐杖送她到胡同口。风挺大，吹得他的围巾飘起来。“以后还来北京不？”他问。大姨说“看情况吧”，其实她知道，大概率是不来了。 现在那幅野菊花的画挂在大姨家堂屋里，旁边就是她和姨夫的合影。有回我去看她，她正对着画发呆，见我来了，笑着说：“陈老先生不知在那边过得好不好，他画的菊花，比地里长的还精神。”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画上，那些黄色的小花，像是真的在风里轻轻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