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抗联将领王德林去大地主戴万龄家募捐时，戴万龄突然叫出200来个猎户、“炮手”出身的青壮年，组成300来人的多团大队，戴万龄的4个兄弟、5个儿子、3个女婿，都追随他参加了救国军！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2年冬天，东北的风像刀子一样刮着，白雪盖住了田野，也压住了无数人的心，沙河沿村的戴家大院门前，几道脚印印在雪地上，已经快被风吹没了，几十年后，老一辈的村民还记得，那年冬天，有个穿着破棉袄的男人，背着枪，踏进了戴家的门槛，他是抗日救国军的王德林，为了找粮食、找弹药、找希望而来。 王德林不是第一次走进地主家，但他知道，这一家的分量不一样，戴万龄是敦化出了名的大地主，家里有庄稼地上千亩，牛马成群，粮仓七八个，家丁几十号人，个个有枪，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抱着钱袋子过日子的主儿，早些年，村子闹灾荒，他开仓放粮，村里孩子没书念，他掏钱办学，可是在日军占了东北之后，他突然变得沉默了，闭门谢客，连那些和他有交情的官面人也见不着了，有人说他怕了，也有人说他在等。 王德林踏进戴家院子的时候，院子里静悄悄的，连狗都没叫一声，几十步开外的堂屋门口，站着几个戴家家丁，枪口朝下，神情冷峻，王德林心里明白他不是来讨口饭的，他要的是粮，是枪，是命，是一条能对抗日军的出路。 戴万龄早就知道了王德林要来，他没等王德林开口，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两百多人，都是戴家的家丁和村里的壮汉，手里拿着枪，身上穿着旧棉袄，脸冻得通红，这些人不是来威胁王德林的，而是已经准备好要上战场的，他们在戴万龄带领下，早就训练好了，枪法都是跟着猎户学的，打得准，跑得快，能吃苦，这支队伍后来被编进抗日救国军第五营，成了“戴家军”。 戴家军不是摆样子的，两天后，王德林部队准备攻打被日伪军占领的敦化城，戴家军主动请缨，从南门突击，一举打乱了敌人的布防，那一仗打得快狠准，戴家军和城内的抗日志士配合得天衣无缝，把日军打得措手不及，几乎没留下退路，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参战，却像是老兵一样冲在最前面。 一个月后，在额穆县的滴嗒嘴子，又是一场硬仗，伪满军一个营设了埋伏，准备围剿抗联，戴家军配合友军设下反伏击，打了整整一夜，最后把敌人一个营全歼，连伪营长李子桥也死在了当场，这场战斗的记录后来被写进了《国民救国军血战史》，成为抗战初期少有的大捷。 但敌人的报复也随之而来，1933年春，日军组织大规模围剿，救国军伤亡惨重，王德林决定撤往苏联暂避锋芒，他劝戴万龄一同前往，说眼下保命要紧，将来才能再战，但戴万龄摇头拒绝，他已经年过六十，身体不如从前，但他说自己不能死在外国，他带着剩下的部队，转入长白山的密林里继续坚持。 那一段时间是最艰苦的，戴家军缺粮少药，很多人冻伤病倒，一次转移途中，突遇暴风雪，有战士受伤不能行走，戴万龄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他，自己一口气走了八十里山路，脚底磨出了血泡，衣服上结了冰霜，但他一句怨言也没有，那个曾经坐马车巡视田地的大地主，成了披雪而行的抗日老兵。 1934年，戴家军并入东北抗联第五军，继续在长白山一带开展游击战，戴家的儿孙没有一个退缩，他的五个儿子、三个女婿、几十名亲族全部参战，最小的儿子戴克政只有十六岁，就已经是突击队的主力，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937年，小团山子，敌人两百多人包围了戴克政所在的据点，戴克政带着十三名战士死守阵地，打到最后一颗子弹，全部牺牲。 戴克志在宁安血战中重伤不治，戴克选在执行地下任务时与敌人搏斗中负伤殉国，戴克俭、戴克义等人也都在不同战斗中牺牲，到1938年秋，最初参战的五十七名戴家成员，只剩下三人还活着。 灾难并没有停止，1937年秋，戴万龄潜回沙河沿筹集粮食支援抗联，被汉奸告密，当他被捕时，身上只有半块窝头、一张全家福和两枚刻着“抗日救国”的银元，日军用铁丝穿透了他的琵琶骨，想逼他说出抗联的藏身地，他咬紧牙关，什么也没说，得知三儿子戴克吉率人前来营救，日军当着他的面将三十多名队员全部枪决，最后，敌人用汽油将他活活烧死。 戴万龄死后，《朝日新闻》登出他受审的照片，标题写着“顽固的抗日族长”，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吓住东北人民，但却没想到，这张照片成了许多年轻人投身抗战的起点。 多年以后，戴家的故居已经变成了一片荒地，连当年的砖墙都找不到几块完整的，可每次乡亲们走过那里，总有人停下脚步，说一句：“这里，曾是戴家的正堂，”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追认戴万龄及其六位亲属为革命烈士，村里的老人说，当年王德林送给戴家的军号，曾一直挂在供桌上，铜管上的弹孔，就像一页页真实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