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的贸易总额是7.3万亿美元，中国的贸易总额大概是7.1万亿美元，大

2024年美国的贸易总额是7.3万亿美元，中国的贸易总额大概是7.1万亿美元，大体上都是7万多亿。 但这两组看似对称的数字背后，却藏着截然不同的经济逻辑——中国攥着9922亿美元的顺差，美国背着9184亿美元的逆差，这对看似矛盾的组合，恰恰暴露了两国经济结构的深层裂痕。 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却像个永远填不满的“购物狂”，每年要从海外进口价值4.1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比自家出口多出近万亿美元。说白了，美国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全球采购”。 从超市里的中国产玩具到医院里的德国精密仪器，从中东的石油到东南亚的电子产品，美国的总供给就像个漏了底的水桶，必须靠外部输血才能维持运转。 这种外部性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了近三分之一，本土工厂要么关门大吉，要么搬到海外，导致国内连最基本的日用品都得依赖进口。比如美国市场上80%的药品原料来自中国，90%的稀土依赖进口，甚至连国旗、圣诞树这些“美国符号”都得从中国进货。 更要命的是，美国的政策还在人为放大这种外部性。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拜登政府延续的“小院高墙”策略，表面上是保护本土产业，实际上却让美国企业陷入两难：要么花高价买本土产品，要么冒着高额关税继续进口。结果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90%以上的关税成本都转嫁到了美国消费者头上，导致物价飞涨，通胀居高不下。 2024年美国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5%，服装、食品、汽车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远超收入增长，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幅度高达4.9%，比高收入家庭多出一倍还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操作，让美国的总供给外部性变得更加顽固。 再看中国的总需求外部性。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超过40万亿美元，但国内消费只能消化其中的一部分，剩下的必须靠出口。 2024年中国出口额达到3.4万亿美元，其中14.7%流向美国，相当于每七个中国工人生产的商品，就有一个是卖给美国消费者的。这种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源于中国经济的“投资驱动”模式。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通过大规模基建和工业投资拉动增长，形成了庞大的产能，但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滞后，导致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低于50%，远低于美国的70%以上。结果就是，中国生产的家电、手机、汽车等产品，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出口来消化。 不过，中国的总需求外部性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双循环”战略，通过扩大内需、升级消费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8.8万亿元，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新兴消费领域增速超过1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60%。 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在优化，高技术产品出口连续9个月保持增长，高端机床、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增速超过20%，自主品牌比重提升至32.4%。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中心”转型，总需求外部性的压力正在逐步缓解。 但中美贸易的结构性问题并不会轻易消失。美国的总供给外部性，本质上是其经济虚拟化、金融化的必然结果。当华尔街的金融游戏比制造业更赚钱，当资本更愿意流向股市、债市而不是工厂，美国的实体经济就注定会空心化。 而中国的总需求外部性，则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留下的历史包袱。要解决这些问题，两国都需要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 对美国来说，重建制造业并非易事。尽管美国想要吸引企业回流，但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僵化的工会制度、缺乏完整产业链等问题，让“制造业回流”变成了一句口号。 2024年，美国制造业岗位仅增加了25万个，远低于预期，而特斯拉、苹果等企业仍在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更讽刺的是，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反而让中国企业加速了技术升级，比如华为在5G、芯片等领域的突破，正在打破美国的技术垄断。 对中国来说，扩大内需是一场持久战。这不仅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打破垄断、优化收入分配。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2%，快于GDP增速，但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此外，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等问题，也给扩大内需带来了挑战。不过，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有足够的韧性应对这些挑战。 中美贸易的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美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为全球化做出了贡献，却在国际规则中处于被动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两国需要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重构经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