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枪！我是中国人，我带领218多名军人来投降。”1979年，对越自卫反

“别开枪！我是中国人，我带领 218 多名军人来投降。”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冯增敏焦急地向越军喊话。他的钢盔歪在一边，军装上的血渍混着泥浆，像幅被揉皱的地图。 身后的 218 名士兵，有的拄着断枪，有的抱着受伤的战友，枪管在丛林里拖出沙沙的响 —— 那声音，比越军的机枪声更让他心头发紧。 三天前，448 团 3 营接到的命令是 “清剿残敌，掩护主力回撤”。 冯增敏在作战地图上圈出那片名叫 “朗庄” 的山林时，晨雾正从山谷里漫上来，像极了他老家四川盆地的早春。 出发前，炊事班长塞给他两个馒头，说 “连长，这是最后两袋面粉做的”。 他现在摸着怀里变硬的馒头，突然想起 1975 年新兵训练时，老班长说的 “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 可那时的老班长，没教过弹尽粮绝时，该怎么面对 200 多张年轻的脸。 包围圈收紧在第二天黄昏。越军的迫击炮弹落在炊事班的位置，炸起的泥土里混着面粉袋的碎片。 冯增敏看着卫生员把最后一块纱布缠在伤员腿上，那伤员才 18 岁，是家里的独苗，出发前还给他看过妹妹的照片。 “连长，拼了吧！” 副连长的步枪上了膛，枪栓拉动的声音在寂静的丛林里格外刺耳。 冯增敏却盯着指南针 —— 他们已经偏离预定路线 15 公里，电台在昨天的轰炸中报废，喊杀声从三个方向传来，像张越收越紧的网。 夜里下起了雨，伤员的呻吟声和雨声混在一起。冯增敏靠在树干上，摸出贴身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全连的花名册。 他一个个划名字，划到一半突然停住 —— 每个名字后面，都标着籍贯和家庭情况： “王二柱，河北，父母务农”“李建国，湖南，烈士子弟”…… 这些是他上个月刚统计的，为了战后给家属寄立功喜报。现在雨水晕开了墨迹，那些名字变得模糊，像要从纸上漂走。 黎明时，最后的手榴弹被分发下去。冯增敏看着士兵们把拉环套在手指上，突然想起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愿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 可 “一切” 里，包不包括让这些孩子活着回家？他想起出发前，有个新兵的母亲来送站，往他兜里塞了包花生，说 “连长，多照看着点”。 那包花生，现在还在他背包最底层，壳已经被体温焐得发软。 喊话的那一刻，冯增敏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越军的翻译官用生硬的中文喊 “放下武器” 时，他第一个把步枪扔在地上。 枪托砸在石头上的闷响，让身后的士兵一阵骚动。有个新兵哭出声来：“连长，我们成汉奸了？” 他没回头，只是挺直了腰 —— 他知道，这一弯腰，这辈子都直不起来了，但至少，这些哭出声的孩子，还能有机会再哭给爹娘听。 越军把他们押往俘虏营的路上，要经过一条河。冯增敏看见水里漂着顶解放军的钢盔，上面的红五星被弹片刮掉了一半。 他想起 1978 年抗洪救灾时，就是戴着这样的钢盔，和战友们手拉手堵决口。 那时的河水是暖的，现在的河水却冰得刺骨，像要钻进骨头缝里。 有个越军踢了他一脚，骂着 “亡国奴”，他没吭声，只是把掉在地上的伤员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军事法庭的灯光很亮，冯增敏看着公诉人念起诉书，每念一句，他就想起一个士兵的脸。 当法官问 “你认罪吗”，他沉默了很久，说 “我认，但求从轻处理我的士兵”。 旁听席上有家属在哭，他不敢抬头 —— 他知道，那些眼泪里，有恨，也有或许存在的、一丝说不清的感激。 10 年徒刑的判决下来那天，他要求见的最后一个人，是 448 团的团长。 他没为自己辩解，只是把那本浸了雨水的花名册递过去：“团长，告诉他们家里，孩子们…… 活着。” 1989 年冯增敏出狱时，四川老家的油菜花正开得金黄。他不敢去打听那些士兵的下落，只是在村口开了家小杂货铺。 有天来了个瘸腿的男人，买烟时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跪下：“连长，我是王二柱啊！” 冯增敏摸着他腿上的伤疤，那是当年在朗庄留下的。 男人说，他们这批俘虏在 1982 年被遣返，大部分回了老家，有的进了工厂，有的种了地。 “大家都念叨你，连长，要不是你……” 夕阳把两个男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冯增敏看着远处田埂上奔跑的孩子，突然想起那个 18 岁的独苗伤员。 王二柱说，那孩子后来当了小学老师，教孩子们唱《我是一个兵》。 杂货铺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 30 周年的报道，播音员的声音激昂，冯增敏却悄悄关掉了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