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女知青白春兰嫁给了一名农民，只为报答恩情。在新婚之夜，当她劝丈夫去洗漱时，丈夫却给了她一个耳光。 1971年的中国，年轻人被号召上山下乡，白春兰就是其中一员。她出生在城市工人家庭，父母都是纺织厂的普通职工，收入不高但特别重视教育。从小，她就爱读书，成绩好，老师夸她聪明，同学喜欢她开朗。她的梦想是当老师，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接到下乡通知时，她没抱怨，反而觉得这是个机会，能为农村做点啥。于是，她背着简单行李，坐上火车，告别爸妈，去了那个偏僻的小村庄。 到了村里，生活比她想的苦多了。吃的粗粮咽不下去，干活磨出手泡，晚上蚊子嗡嗡叫睡不着觉。可她硬是咬牙撑下来了，凭着一股韧劲和文化底子，很快就当上了村里孩子的老师。村民们喊她“白老师”，挺尊重她。她教书认真，还帮着干农活，慢慢融进了村子。不过，她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来，总想着找个能聊理想的伴儿。 那天，白春兰在田边走着，不小心滑进池塘，水深不会游泳，差点没命。就在这时候，宋振方出现了。他是个本地农民，老实巴交，干活利索，见她落水，二话不说跳下去把她救上来。这事儿让白春兰特别感动，对宋振方一下子有了好感。之后两人慢慢熟起来，她发现他踏实靠谱，跟别的知青看不起农民的劲头不一样，她挺欣赏他这点。 宋振方在村里名声不错，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白春兰跟他处着，从朋友到有点感情，她觉得自己欠他一条命，报恩的想法在她心里扎了根。朋友劝她别冲动，说感动不是爱情，可她觉得自己选对了。她想着，嫁给他既是报恩，也能一起过日子，说不定还能改变点啥。于是，1971年夏天，她决定嫁给宋振方，满心憧憬着新生活。 婚礼挺热闹，村里人凑份子办了场简单的宴席。白春兰满怀期待，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个家。那晚，宋振方喝了不少酒，醉醺醺地回家。她看他这样，好心劝他洗洗脸睡得舒服点。她觉得自己这是关心，谁知道宋振方听了这话，脸色一变，抬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一下，把她的梦全打碎了。她愣在那儿，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凉透了。宋振方啥也没说，倒头就睡，她却一夜没合眼。 这记耳光不是偶然，是个信号。她以为宋振方只是喝醉了，可接下来的日子证明，这不是一时的失态。从那天起，她的婚姻就蒙上了阴影。 婚后，宋振方的脾气越来越明显。他不爱说话，可一不高兴就发火，尤其看不惯白春兰教书。她喜欢上课，觉得那是自己的价值，可宋振方觉得她不该老往外跑，应该在家干活。他常冷嘲热讽，说她装清高。有时候喝多了，火气更大，摔东西是常事。她熬夜做的饭，他嫌凉了就扫地上；她改作业，他看不顺眼就撕了扔一地。她想跟他讲道理，可换来的不是骂就是推搡。 白春兰没放弃过希望。她试着忍，试着劝，觉得他当初救过她，总有好的一面。可宋振方的态度没软过，反而变本加厉。她怀孕那会儿，以为孩子能让日子好点，可一次吵架，他醉得没轻重，把她推倒了。她摔在地上，肚子疼得厉害，孩子没了。那一刻，她的心彻底死了。 流产后，白春兰身体垮了，心更垮了。她不想再耗下去，朋友早就劝她走，她也终于看清，这段婚姻救不回来。她提出离婚，宋振方闹了阵子，可村里人看不下去，村委也压着他签了字。办完手续，她收拾东西回了城。爸妈见她瘦成那样，心疼得不行。她找了份小学老师的工作，慢慢从阴影里走出来。 宋振方呢，村里人都知道他干的事儿，没人搭理他。他后来一个人过，日子越过越惨，没啥人提起他。而白春兰呢，教书教得有声有色，学生喜欢她，她也找回了自己。她没恨过谁，只是把那段日子当教训，活得更坚强了。 1971年那会儿，上山下乡是大事儿，知青们带着理想下农村，可现实往往不遂人愿。白春兰的故事不是个例，很多人的命运都被时代裹挟着。她想报恩，想改变，可撞上了粗暴的现实。那时候，农村和城市的差距，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加上个人性格的冲突，都让她的婚姻成了悲剧。她不是没努力，可有些东西，靠一个人使劲是扭不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