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底层崛起的皇帝朱元璋，对任何损害民生、动摇统治根基的行为都抱有极高的警惕。 在位期间，他针对劣币流通问题的追查迅速展开，一批被认为在此事上失职、渎职乃至同流合污的地方官员，很快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可能是生命的代价。 然而，仅仅处罚几个官员并不能根治问题，朱元璋也曾将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货币改革，尝试发行“大明宝钞”，试图用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来统一货币流通，并将铸币权牢牢收归中央。 可谁知，由于缺乏成熟的管理机制和有效的信用保障，加上超发滥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宝钞很快就经历了剧烈的通货膨胀，价值一落千丈，几乎沦为废纸。 这次纸币改革的失败，给了雄心勃勃的朱元璋一记响亮的耳光，但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货币体系的建设远非一纸敕令那么简单，它需要更周密、更具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纸币的跟头并未让这位铁腕帝王气馁，反而促使他调转方向，在传统的铜钱上寻找更务实的管理办法，一个看似简单却颇具巧思的念头浮现，何不让每一文钱前面都加上一个“籍贯”？ 于是，“洪武通宝”的背面，开始出现了“北平”、“浙”、“粤”、“闽”等地铸钱局的简称，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记，更是一道责任的枷锁。 从此，每一枚铜钱都承载着其诞生地的信息，一旦市面上再出现劣质钱币，追根溯源便有了明确的线索，地方官员再想以“来源不明”来推诿塞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无疑给各地负责铸币的官员戴上了一道无形的紧箍咒，迫使他们加强对铸造流程的监管，提升钱币质量。 这一措施，虽然未能彻底杜绝私铸和劣币，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官员的责任感，为稳定明初脆弱的货币金融体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钱币上的小修小补，远不足以扑灭帝国肌体深处熊熊燃烧的贪腐烈焰，真正让整个大明官场为之震动、为之胆寒的，是郭桓案的惊天炸雷。 时任户部侍郎的郭桓，被查出在征收全国赋税过程中，利用职权，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贪污侵吞的粮食等物资折合竟高达四千四百万石。 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贪腐额度，不仅掏空了国库，更足以让任何习惯了朝堂之上歌舞升平的文武百官瞠目结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也彻底点燃了洪武皇帝胸中积郁已久的对贪官污吏的滔天怒火。 郭桓及其遍布全国的同党的伏法，绝不仅仅是一次常规的贪腐案件处理，这次案件的处理方式主要是酷烈的处死及其牵连之广，标志着大明王朝的反腐斗争，自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为严酷、更加不留情面的铁腕肃清阶段。 伴随着这场风暴呼啸而来的，是那条足以让所有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背脊发凉的冷酷铁律，凡贪赃枉法，受贿数额达到六十两白银以上者，一概处以极刑。 这道清晰而残酷的红线，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一个官吏的头顶，成为朱元璋震慑贪欲、整饬吏治最直接、也最令人畏惧的武器。 只是，如此酷烈的刑罚，固然能在短期内对潜在的贪腐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营造出一种“伸手必被捉，捉到必杀头”的高压氛围，但硬币总有另一面，过度依赖重刑，尤其是在缺乏完善的司法程序和有效辩护机制的情况下，也极有可能扩大打击面，造成冤假错案。 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思维驱动下，多少官员可能仅仅因为牵连、因为捕风捉影的告密，甚至是因为政敌的构陷而无辜丧命？历史的尘埃往往掩盖了细节，留给后人的，除了对贪腐的憎恶，或许还有对酷政下个体命运无常的深深叹息。 朱元璋的目光，不仅死死盯住官员们伸向钱粮的手，也落在了那些记录着帝国财政运转的账簿之上。 他深知许多贪污舞弊，正是通过在账目上做手脚来完成的，为此，他又颁布了一道看似与反腐关联不大，实则用心良苦的规定：所有官方机构的文书往来、财政收支以及商业活动的记账，都必须统一使用笔画繁复、结构复杂的“正体字”。 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其背后的逻辑其实相当直白，甚至可以说有些“刁钻”：繁体字笔画多，结构复杂，想要在账目上进行涂改、挖补、伪造，技术难度自然大大增加，也更容易留下破绽。 相较于笔画简单的字体，篡改繁体字账目需要更高超的技巧和更大的风险，这一措施，与钱币上刻铸造地简称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都是试图从技术细节层面入手，压缩贪腐行为的操作空间，是其构建清廉高效政府宏大蓝图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他期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帝国的财政脉络尽可能清晰、透明，难以被蛀虫们轻易侵蚀。 信源：大中通宝 中国古代钱币 信源： 大中通宝专题．华夏古泉网 2012-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