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党一红色特工在潜伏汪伪政权后，官越做越大，就连他自己都有点心慌，然而中央却只对他说了一句：大胆往上爬！
李时雨，黑龙江省巴彦县人，1908年出生。20岁那年，他考入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法学院，4年之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的12月转为中共党员。
在北大法学院毕业之后，党组织决定派李时雨打入东北军内部。于是，他的同乡好友张学孟，举荐李时雨进入东北的西安“剿总”第四处，并任中尉办事员。
从此，李时雨就这样当了地下党员，并开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涯。
1937年8月，李时雨受到好友吴光弼的推荐，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期间，李时雨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保护了共产党党员冯骥。
当时，冯骥在看守所被关押着，李时雨不能贸然行事，只能想办法营救。经过反复思考后，李时于想出了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在查阅冯骥的案卷时，他迅速抽出了冯骥的案卷，并带回家去烧毁了。
之后，他又借职务之便去牢房，找到了冯骥。
然而，冯骥并不知情，他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李时雨。而李时雨给他使了个眼色，在问了几句生活情况之后，便悄声告诉他，自己已经烧毁了案卷。只是在登记簿上有冯骥“共产党嫌疑”的案由。
“在受到审讯的时候，你就说是因为与别人打架，而被仇人诬陷入狱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共产党。”
冯骥听了之后，非常高兴。果然，在开庭审判时，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冯骥被判处了无罪释放。
由于能力突出，李时雨在国民党内部“官运”亨通。
1941年，陈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长。同年八月，陈公博调李时雨去上海兼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当时，上海已经成为了汪伪政权的领地。
1943年8月，汪伪政权接收了上海的租界，并调任李时雨为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至此，李时雨前去南京的机会就较少，所以收集到的情报资料，多由他人去南京下关火车站交转运站。
当时，扎在坏人堆里的李时雨，既要摆出司法专家的架势，又要严于律己，不能与其同流合污。然而，汪伪政权的那些“高官们”没有不搞钱的。他们卖国求荣，唯利是图，但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严禁下属贪赃枉法。
尤其是大汉奸陈公博大讲特讲“廉洁政治，奉公守法”。李时雨利用陈公博的口号，整顿了上海的便衣警探，并强调禁毒，禁烟，禁止敲诈勒索等，从严处理。他也借此树立了威信，更加站住了脚跟。
1944年11月1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病逝，时年61岁，汪精卫死后，“一朝天子一朝臣”，周佛海担任上海市市长，成为李时雨的“上司”，陈公博则任南京伪政府“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
彼时，陈公博手下的官员大多数都被调离了上海，而上海市各个机关也差不多都换上了周佛海的人。原本，陈公博要内定李时雨担任司法行政部次长。然而，周佛海却对陈公博说，“不能把人全都调走”。因此，他指明留下了能干的李时雨。
陈公博只好对李时雨说，“佛海指名留你，我也不好意思马上就调任你，等等再说吧。”因此，李时雨在上海继续“当官”。
虽然，李时雨的官越当越大，但是李时雨却也越来越心慌，毕竟当时的上海堪称“冒险家的乐园”，这里豺狼虎豹横行，简直无法无天。而李时雨在这里工作，真可谓是深入“龙潭虎穴”了。
于是，李时雨向他的老上司许建国汇报。许建国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社会部部长，他得知李时雨的近况之后，非常高兴，通过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说，“让他大胆往上爬，官位越大越好，不深入虎穴，焉得虎子。”
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之后，李时雨又不遗余力地继续在上海刺探情报。
1946年，国民党军统军法处处长排查到李时雨时，发现他的妻子和弟弟曾经在抗日期间有参加过共产党的嫌疑，随即将其逮捕，并关押进了看守所。
在这里，李时雨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咬紧牙关，坚决不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党员身份。特务见逼供不行，就找人假扮共产党，接近李时雨来套他的话。
但李时雨多年在龙潭虎穴潜伏，早有经验。他察觉后，时不时给对方来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就这样，特务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将他关押，并判处七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在关押期间，他一直抱着共产党必胜的信念，并等待着重回组织的那一天。
1949年，李时雨终于走出了监狱，在完成了最后一次情报交接之后，终于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
在革命的漫长岁月中，正是有了无数像李时雨这样的优秀情报人员，才换来了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