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唐继尧让妻妾以打麻将的名义，将手下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芳骗到家里。还没打

1918年，唐继尧让妻妾以打麻将的名义，将手下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芳骗到家里。还没打几圈，唐继尧就毫不避讳地对她表示自己楼上有些古董，咱俩一起去欣赏一下。

1912年5月7日，黄毓英奉调返回云南，途经贵州思南时遭遇匪徒袭击，不幸遇难。这一噩耗传到贵州都督唐继尧耳中，他悲痛不已，写下了以《问天歌》为题的悼文，以寄托对这位挚友的深切哀思。唐继尧与黄毓英同为云南会泽人，二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黄毓英在日本期间，曾多次资助唐继尧，在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中，两人同乡之谊更升华为革命同志的情谊。 黄毓英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曾一度在同乡邓泰中的居所中进行革命宣传。唐继尧和邓泰中对黄毓英的革命工作提供了支持和保护。二人不仅是同乡，更是肩负民族自立自强使命的志同道合者。他们在民族独立的追求中展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畏革命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成为云南地方历史上的重要象征。 唐继尧不仅是黄毓英的朋友，更是云南近代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留学日本时立下壮志，认为作为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必须以实现国家富强为己任。他认为中国必须摆脱外来侵略和内部分裂的局面，走向独立和振兴。1913年，他掌管云南军政后，积极推行新政，裁兵撤督，并制定了省宪，为地方自治奠定基础。 护法运动期间，唐继尧支持孙中山提出的联邦式国家构想，主张根据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差异巨大的特点，采取分权制衡的联邦体制。他继承了蔡锷时期提出的“各民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的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他采取“渐进主义”方针，推行以“存土置流”为目标的政策，确立了土流并治的统治形式。

1918年初春的一个午后，云南督军府邸门前停着一辆漆着黑色的马车。车夫将马车稳稳地停在朱漆大门外，一位穿着素雅旗袍的女子款步走下车来。她就是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芳，此时正应唐府众位太太的邀请前来打麻将。 为了创造接近钱秀芳的机会，唐继尧精心设计了这场麻将局。他深知，以自己在云南的地位，庾家是不敢拒绝太太们的邀请的。于是，他让自己的几位姨太太频繁邀请钱秀芳来府上打牌。起初，这些邀约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随着时间推移，唐继尧出现在牌局旁的次数越来越多。 在这个权力倾轧的年代，唐继尧的家宅俨然是一个小型王国。八位姨太太各居一院，每个人都深谙其中的生存之道。她们都清楚唐继尧的脾气，更记得那个二姨太太的惨痛教训。因此，当唐继尧提出要带钱秀芳去楼上看古董时，没有一个人敢出声阻拦，所有人都假装专注于眼前的牌局。 唐继尧身为云南的实际统治者，已经掌管云南十四年之久。他不仅创立了滇军，在护国运动中更是声名显赫。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八位姨太太，但这并未影响他对新欢的追求。他走到麻将桌旁，故意站在钱秀芳身后，假意指点几句。没过多久，他就向钱秀芳提出，楼上收藏了一些珍贵的古董，邀请她一同去欣赏。 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唐继尧第一次见到钱秀芳是在一次军官聚会上。当时的钱秀芳作为庾恩旸的妻子出席，她端庄优雅的气质立即吸引了唐继尧的注意。从那以后，唐继尧就暗中打探钱秀芳的一切，甚至派人留意她的日常生活起居。

民国六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目标是反对段祺瑞的军事独裁和假共和体制，维护真正的共和制度。然而，因力量不足，他将希望寄托于西南地方势力，特别是桂系和滇系。1917年7月初，张勋复辟期间，唐继尧控制的滇黔地区宣称“靖国”，连发多份电文表示拥护共和，并组织“靖国军”誓言出发讨逆。他在电文中表达了决心，但对“靖国军”这一名称并未详细解释，有人认为这一名称另有所指，不仅仅与护法有关。 同年7月中旬，孙中山抵达广州，宣布护法，并于8月底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军政府各部总长也同时推举产生。孙中山为劝说唐继尧担任元帅职位，作出多项让步，包括承认唐继尧自称的靖国军司令，并提议设立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继尧担任。 然而，1918年5月，由于桂系主导，滇系配合，政学系参与，广州军政府改组，排斥孙中山，与北方军阀妥协，使军政府成为议和机构。愤怒之下，孙中山于1918年5月4日发表辞大元帅通电，指出南北势力无异，愤然离职。 唐继尧创办了东陆大学，自任董事长，并以董雨苍为校长，王九龄为名誉校长。学校设立工科和文科，下分采矿冶金、土木建筑、政治、经济、教育等专业。由于云南教育和文化较为落后，中学毕业生质量参差不齐，入学考试严格，仅有一成考生合格。为解决生源问题，学校开设预科班和附属中学，并明确规定学生必须通过考试入学，不允许私人推荐干预招生。 唐继尧还拨款编纂《云南丛书》1212卷，这一大型文献对云南地方历史的整理和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在市政建设方面，他主持昆明市改造工程，整修街道、疏浚下水道、开辟公园，并在翠湖修筑长堤“唐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