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顶着亲朋好友的反对，执意娶了一位农村姑娘，没想到新婚第一晚，妻子情绪失控，突然冲上去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还把他写好的书稿撕得粉碎，事后岳母无奈地叹了口气：“孩子，你回上海过自己的日子吧。”可戴建国却眯着眼笑着说：“没关系，我就是喜欢她。” 1970年春，戴建国怀揣着一腔热血，跟随“上山下乡”的号召，从繁华的上海踏上了黑龙江的土地。那年，他才18岁，手脚白净，身板单薄，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料。村民们看他拎锄头的样子，像是在跳舞，常私下嘀咕：“这小上海怕是连麦穗都没见过吧？” 他自己也明白，刚来那几个月，累得胳膊像断了似的，腰疼得直不起来。镰刀拿得不稳，锄头挥得歪斜，常常一地的麦子还不如他割掉的裤脚多。 正是在一次割麦时，他手忙脚乱地弄得满脸是土，衣服破了个口子，一旁干活的姑娘程玉凤实在看不下去，放下自己的活走过来。她没有多说，只是拿过他的镰刀，弯下腰熟练地动作起来。 阳光洒在她身上，麦田翻金，戴建国看着她动作利落，一时间竟看得有些痴。 “你这刀拿反了，先把手掌压实，再下刀。”她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握住，手心粗糙却温暖。 从那以后，两人慢慢熟识。她教他如何用锄头开沟、如何在雨季前排水，他则在夜晚读书给她听，把《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娓娓道来。她听得入神，说：“你脑子里装的东西，比我爹那书箱都多。”他说：“那我讲给你听就是。” 但这段感情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尤其是程玉凤的父母，他们怕女儿将来被“城里人”甩掉，担心她嫁了知青却得不到真正的婚姻保障。更何况，女儿还未出阁，村里人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让他们觉得颜面扫地。 1971年冬，戴建国回上海探亲，他在那边经历了家庭的风波，也看到了久违的城市生活的便利与诱惑。程玉凤的父母趁机将她许配给了一个村里的青年。她拼死反抗，把彩礼摔在地上，一封封信寄往上海，苦苦哀求戴建国回来。 可等来的，却是无尽的沉寂。 婚礼那天，她哭喊着被拉上花轿。村里人有人劝说，有人看笑话。到了男方家门口，她挣扎着摔倒在地，一口血喷出，整个人像被抽了魂一样。之后，她开始神志混乱，行为异常，终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戴建国回来的那一天，是她病发整整一年后。 他一进村就听说了她的事情，扔下行李冲去找她，见她坐在屋角，手里翻弄着一把干草，嘴里喃喃不休。他眼眶发红，喉咙哽住，走过去轻轻握住她的手。 她抬头看他一眼，却没认出来，嘴角咧开傻笑：“我在等建国，他说过会回来的。” 那一刻，他下定决心：“我要娶她。” 1979年，他们的婚礼在村子里低调举行，没有唢呐没有大宴，只有一口热腾腾的锅和亲戚邻居的议论声。 婚礼当晚，他将床铺整好，拿出自己藏了一年的手稿，准备读给她听。这是他想象过无数次的夜晚，他希望她能像从前那样听着他的声音入睡。 却不料，她突然暴怒起来，像受了惊吓的小兽，大声喊叫：“别碰我！你是谁！”她抓起那摞书稿猛地撕碎，又突然一拳挥来，打得他鼻血直流。 岳母看得心疼：“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别再苦了。” 他只是淡淡地摇头，把她扶回床上，轻声说：“我们都苦过，不怕再多苦一点。” 婚后的日子，每一寸都像用汗水铺出来。她常在梦中惊醒，喊着一些不清不楚的话；有时候会突然发怒，把碗碟砸得稀巴烂。他耐心地哄她，抱她，用热水为她洗手，一遍遍地重复：“我在，我一直在。” 白天，他去村小教书，用微薄的工资养家；晚上回家，给她梳头，讲故事。他偷偷买来中草药，寻访村中老中医，尝试各种偏方为她调理。他的生活早已脱离了自己的理想，却从不曾有怨言。 十几年如一日，他守着她、爱着她，默默承受了村人对“痴子娶疯妻”的嘲笑，也拒绝了数次城里工作的调动机会。他只说：“她等了我那么多年，现在换我等她。” 1997年，国家政策放宽，知青可以带配偶返城安置。戴建国毫不犹豫地提出带程玉凤回上海，许多人劝他：“你一个人回去，重新开始不难，别拖着她。” 他坚定地回答：“我们是夫妻，我怎能丢下她？” 上海的生活远比农村复杂，但他依旧是那样过日子——去街道办事，跑医院，查资料，咨询精神康复专家。程玉凤的病情在城市里接受了系统治疗，虽然依旧不稳定，但他相信奇迹终会发生。 他们的儿子出生时，他给孩子取名“建丰”——建国与玉凤的结合，是他对爱的纪念。 2010年，一个寻常的中午，他带着妻子与儿子去饭馆吃饭。程玉凤一开始依旧沉默，只是盯着窗外发呆。突然，她眼神一亮，看向他，轻声叫道：“建国？” 他愣住，随即眼泪模糊了视线。她认出了他，还认出了坐在一旁的儿子，流着泪，一个劲儿地重复：“我记得你们了……你们是谁也没有丢下我。” 那一顿饭，他们吃了三个小时，不是因为菜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终于等来了重圆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