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沈阳大帅府，军需处长读着事先写好的条子给大帅听：“因制做棉衣，需支取大洋40万元整。”张作霖提起毛笔，蘸上朱砂在条子上一按，算是照准。张作霖的副官看在眼里，动了心思。
张作霖是个怪人，行事作风很怪，他称自己是从“绿林大学”毕业的。可实际接触后才知道原来他一个字都不认得。
不识字也不妨碍他活得潇洒自在，但随着他在官途上越走越远，识字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了，这才逼着自己学习文化。
在官场上，当官大老爷难免要看公文、批公文，如果大字不识一个，要怎么把工作做下去，怎么把工作做好呢？
他学习起来也很有意思，识字的过程就像是画画，照着字的样子把形状画出来就行了。反正是只要别人看得懂，能理解意思即可。
在旧社会的官场上，公文通常都是由秘书来拟稿的，主官主要是审阅公文，没有问题，在上面审批就可以了。
张作霖审批公文的习惯是在公文上画一个“行”字，表示自己同意。画出来的字，并不比写的人差，画字练的很好，刚健传神，不像个大老粗写的。
这就导致他画的字在别人眼中看着没什么特别，但是在与他近距离接触的人中很快就能辨别出差异。
有一个张作霖的手下想要伪造账单，他耍了点小聪明，自以为没人看得出来，实际上与张作霖亲近的秘书很快就能辨别出，并把他抓包了。
事情还要从1925年秋的沈阳大帅府说起，张作霖手下有一个副官，每次他都会把写好的条子念给张作霖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张作霖便会在条纸上画个圈圈，或者是点一个点。
这位副官知道张作霖是一个不怎么识字的人，所以他在批阅公文的时候，只能在上面做一些标记，表示自己看过同意了。
有一次这位副官因制作棉衣需要支取大洋40万元整，他就想了，平时张作霖只是在条子上圈一圈、画一画，这样简单的笔记，自己不也可以做么？
之前他从未想过可以自己制造假证，因为这位副官平时也算是个老实的人，没有动过什么歪心思，奈何在这个社会，他赚的钱有限，如果有机会可以“揩油水”，为什么不做呢？
这个念头在他这里冒出来了好几天，不做是不行了。于是这位副官拿来张作霖以前批过的条子，看着条子上的笔记，怎么样画，笔势怎么走，他都要学出来。
练习良久，终于画得有模有样了，如果不是仔细看的话，就算仔细看也难以察觉到哪里不同。
签好这40元的条子后，副官简直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所折服，觉得别人都是笨蛋，竟然没想到这样好的“揩油水”的方法，他果然是很聪明呢。
接着他兴致勃勃地把条子送到张作霖秘书面前，秘书接下，仔细地对照条子上的信息，副官此时心里直打鼓，害怕自己做的事情被发现，被张作霖惩罚。
他知道秘书的工作是需要非常有耐心、细心的，秘书前后左右对照条子上的信息，再摸了摸条子上的痕迹，神色立马不对劲了。
副官被突如其来的目光瞪住了，掌心发汗，心狂跳不止，头脑思绪乱飞，不断地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秘书语气平静地说道：“你这张条子是假的吧？”
副官瞪大眼睛，神情已经出卖了他，努力稳了稳情绪，说道：“不是，你凭什么认为我的条子是假的。”
秘书叹了口气，实际上并不是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做过这件事情的人，要么被关进大牢中，要么被处死了。
人人都想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那位副官也不例外。秘书站起身，把条子放到他面前，和他说道其中的玄妙。
原来张作霖平时批条子所使用的签画笔并非普通的笔，这支笔中间有一根钢丝，在签画条子的时候会在上面点出一个洞。
表面上张作霖是随便涂涂画画，实际上他会在画记号时，使用特殊制作的笔，签画完成后会留下极微小的孔洞，看是很难看出来，摸就能知道不一样了。
副官表示不相信，张作霖学识不高，能有这智商留下这一手？一定是秘书不想让他拿到这40万元。秘书让他摸了摸条子，副官不信邪地伸手，果然，指尖传来的触感不同。
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的副官立即失声痛哭，再秘书面前发誓自己再也不敢了，得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秘书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根据当时的规定，副官是要被处死的，何况这笔钱不是小数字，要真被副官拿到手，被处死的人就是秘书了。
这种情况不能容忍，一旦容忍就是腐败的开始，很多人都想从中为自己捞油水，秘书也想通过这件事，暗暗告诉那些动歪心思的人，不要做无谓的事情，一切都会被看在眼里。
秘书让人命人把副官抓起来，副官很是惶恐，全身颤抖不止，他被吓怕了，声音变形，仍然不断求饶。
秘书不能给他机会了，只能按照相应的规则办事，何况，秘书也没有权利让他逃一死劫。
最后这位副官被抓走了，他的事情被张作霖身边的人知晓，都不敢轻易打条子的主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