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红军战士身份，来到北京找当年的政治部主任，但由于时间太久，对方已经不记得了，眼看希望就要破灭，老红军灵机一动说道：我是3号花机关呀。 1979年，老汉肖成佳站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门口，他从江西赣州坐了三天三夜硬座火车来的，衣裳口袋里揣着发黄的旧报纸，报纸边角都磨得起毛了。他要找的人叫黄火青，当年红九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现在是这里的检察长。 肖成佳在老家种了20年地，手掌上的茧子比铜钱还厚。这些年他往县里乡里跑了无数趟，档案室的门槛都快被他踩平了，可每次人家问他要证明，他就只能摸出张边区粮票。 这回他听着收音机里播新闻，突然听见“黄火青”三个字，耳朵立马竖起来了——当年在部队里，大伙儿都管黄火青叫“黄胡子”，这人现在当上大官了。 进京的路不好走，肖成佳在火车站睡了两宿长椅，找到最高检那天，看门的警卫看他穿得破旧，差点没让他进门。 等真见着黄火青，两人大眼瞪小眼看了半天。黄火青头发都白了，戴着金丝眼镜，哪还认得眼前这个满手老茧的庄稼汉？ 眼瞅着要坏事，肖成佳急得后背直冒汗，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在部队演话剧的事，他猛地挺直腰板喊了句：“我是三号花机关！” 这话像把钥匙，咔哒一声就把黄火青的记忆打开了。老头儿手里的茶杯“咣当”掉在桌上，热水洒了半桌子。 肖成佳家里祖上出过举人，爹妈本想让他读书考功名，哪晓得这小子12岁就跟着红军跑了。 别看他个子小，脑瓜子灵光得很，在宣传队写标语、编快板，还跟着大部队走完了长征。最悬的是在古浪打仗那次，子弹擦着他耳朵飞过去，差点就见了阎王爷。 长征路上红九军团是专门打掩护的，经常跟大部队走散。有回在云南山区转了两个月，带的盐巴吃光了，战士们嘴上都起白沫。 肖成佳带着几个小战士摸黑下山，硬是从地主家后院刨出半缸咸菜疙瘩。后来西路军吃了败仗，他跟队伍跑散了，东躲西藏大半年，靠着要饭才摸回老家。 新中国成立那年，肖成佳跑到县武装部要恢复身份，人家让他拿证据，他翻遍全身就找出个边区粮票。 后来乡里登记退伍军人，他说的那些战斗经历没人能证明。为这事儿，他老伴没少跟他吵架：“种你的地得了，瞎折腾啥？” 这回见着黄火青，老头儿把当年学的苏联歌都唱出来了，黄火青听着听着眼圈发红，转头就让人去查档案。 半个月后，肖成佳终于拿到那张盖着红戳的红军证，证书递到手里那天，他蹲在招待所墙根底下抹了半个钟头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