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条哭笑不得的标语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可以代表中国的符号，除了“孔子”“长城”“熊猫”，最直观的就应该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标语。中国人自古以来擅长写标语立口号，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式各样的标语出现在街头巷尾，不断强化人们的记忆。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些标语就是最好的广告牌，其中有些很生硬，有些很严厉。如今，再回过头去看这些早已褪色的标语，虽然有些会觉得很搞笑，但这些标语的背后，是剧烈变革中的时代的印迹。 自古以来，我们就是“标语大国”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可以代表中国的符号，除了“孔子”“长城”“熊猫”，最直观的就应该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标语。《江城》的作者何伟当年来到中国，就用了大量的时间学习中文，因此慢慢看懂这些墙上的标语。他将这些中国独有的标语记录在了他的书中，比如“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人民拥护子弟兵”…… 中国人自古以来擅长写标语立口号，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加之中文的独特魅力，各种对偶、押韵、通假手法一出，这些宣传口号就更加响亮了。 所以胡适要说，“我们中国已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那时胡适所见的这个世界，就是一面墙上写有“打倒帝国主义”、“杀尽贼倭”（倭贼倒着写意为打倒了倭贼），另一面墙上则写着“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的标语。 但标语实在是好东西。当时大众文化程度都不高，要搞宣传，直接去找面墙刷个标语是最简单的方法。字大，好认，只需一点点油漆或者石灰，堪称是“多快好省”。既然是给没什么文化的老百姓看的，那么标语的文字必然要简单直白，通俗易懂。这里的通俗，就是要贴近群众生活。如何贴近呢？那就是去找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 改革开放之后涌现一大批现在看来很粗暴的标语，在当时却是不错的宣传口号，就是这个道理。那时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显然就是如何脱贫致富。所以，“要想富，先……”式的标语简直到处都能见到。 1982年，时任四川省眉山县县长的徐启斌在加宽改造眉山县公路建设时，提出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快成为了在全中国喊响，时至今日在一些偏远闭塞地区都还能看到的标语。而徐启斌自己，后来调任洪雅县担任县长，发展经济也是以修路为前提，被人亲切地称为“路县长”。 今天有些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修路能成为致富的先决条件。但事实上却是，直到2016年虽然截至目前我国公路通车总里程已经达到了457万公里，高速通车里程达到了世界第一，东部多数地区也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目标，但部分偏远地区仍然交通不便——没有路，什么商品都运不出去，人也出不去，哪怕要进行扶贫都困难。 “想要富” 先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不过，要想富，只修路也不行。于是又有了“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的标语。据说，这是安徽省金寨县的发明。那是1984年左右，当时的金寨县到处都是荒山，耕地极少，于是县里的领导就根据县情和中心工作的需要，总结提出了“贫困山区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系列开发抓支柱”的宣传口号。到后面这个口号就简化为“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的标语流行全国。 有趣的是，这个标语还因地制宜地衍生出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说，“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是要倡导养殖业，顺便宣传一下计划生育，少生孩子也跟“要想富”绑在了一起——毕竟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所以要“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还可以换个说法，比如“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这里说“狗熊”可能只是简单为了押个韵。还有“农民想富怎么办？少生孩子种大蒜”，如今大蒜卖这么贵，这个标语真是有先见之明。 在农村，最流行的就是“要想富”系列；在城市，则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条标语更为深入人心。1982年，时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的袁庚立了一个很大的标语板，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本来，袁庚准备的标语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后两句因为不合时宜就删掉了——这个标语本来就是准备用来对外宣传的，让外面的人知道蛇口工业区讲究时间和效率。 这条在今天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号，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质疑这是搞资本主义。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对这句标语表示了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后来这个标语还出现在1984年国庆天安门广场的巡游队伍中。搞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