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7日，陈光死在武汉，他是开国中将，年仅45岁。 他死得突然，也死

1954年6月7日，陈光死在武汉，他是开国中将，年仅45岁。

他死得突然，也死得极其悲怆，妻子史瑞楚那时34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此跌进了人生最黑暗的谷底。

九年后，她改嫁，再一年又离婚，这段婚姻，从头到尾都没踏实过。

战友介绍的，动机是好的，结局却让人唏嘘，这桩事，在那个年代不稀奇，但背后的故事太沉重。

陈光是红军里出了名的猛将，打仗拼命，脾气也直。

他在苏区就跟彭德怀、粟裕齐名，北上抗日，南征解放，军功赫赫。

可偏偏，他在1953年前后，有人上报，说他“野心大”，就这么一步步被架空、被停职、被监视，最后关进了武汉一家军区招待所。

陈光一开始还想解释，可没人听，他身体不好，心病更重。

被关了大半年，看不到希望，留下一封遗书，只有几句话：“我不是坏人，我是冤枉的。”

当时没人信他，陈光的死很快就被定性为“畏罪自杀”，所有人都离他家远远的。

史瑞楚那年还在北京军区医院工作，听说丈夫出事，她整个人都懵了。

两个儿子还小，家里全靠她养，单位一开始还照顾她。

她自己是延安出来的护士，老红军，可那时候讲出身，讲关系，她这些老资格没人敢提。

她搬了三次家，最后租住在北京郊区一个胡同小院。

邻里都知道她是“陈光的女人”，有事不敢帮，没事也不打招呼。

她就靠做点护理、给人打针养家，有时候亲戚来了，她还要接济一点吃的，她没怨人，只把一口气咬住了。

她跟两个儿子讲得最多的，是爸爸的事，她说：“你爸不是坏人，是冤枉的。”孩子不懂，只记得妈妈常半夜坐在炕边流泪。

她也写过信，上访过，到信访办、总政、军委门口都去过。

但每次结果都一样：“不予受理。”她开始吃安眠药，白天撑着，晚上靠药睡觉。

陈光死后第三年，有老战友开始劝她再婚，林月琴、罗荣桓、罗瑞卿都来找过她。

那时候她人还在北京，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刚入初中。

生活太难，连口奶粉都买不起，林月琴说：“你这条件，再熬下去就毁了，找个能过日子的，好好把孩子拉扯大。”

罗瑞卿倒是直，说：“我们有个老同志，张鼎丞，现在在最高检当检察长，人品靠得住，也愿意照顾你们娘仨。”

史瑞楚一听就摇头，她说：“我不能嫁官，你们好心我知道，可我再也不想和政治沾边。”她怕，怕再一次掉进旋涡。

她后来自己说：“我不是没动摇过，我也想过，孩子怎么办？我怎么活？可我不想让他们以后说，我妈是攀附过的，是靠别人混日子的。”

1959年到1962年，是她最难的几年，三年困难时期，单位裁员，她一度失业。

亲戚有人劝她再嫁，说：“你这样不行啊，拉孩子都拉不动，身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她没吭声。

1962年，她接到一个电话，是罗荣桓打来的，说：“有个同志，魏大校，人在福州军区，跟我们打过仗，老实人，你见见。”

史瑞楚想了几天，答应见面，魏姓大校，当时40多岁，离异，有两个孩子，但没带在身边。

他看上去老实，话不多，对她也算客气，史瑞楚提了个条件：“我不嫁干部。”魏笑了笑，说：“我不是高级干部，我也就是个兵。”

其实魏的级别也不低，只是没到中央层面，两人通信了半年，后来罗荣桓劝她：“你要是觉得合适，就嫁了吧，日子还得过。”她咬咬牙，点头了。

婚礼很简单，单位知道情况，也没人声张，史瑞楚把两个儿子带到福州。

刚开始，两人也算相敬如宾。但过了几个月，矛盾就出来了。

魏没告诉她，他和前妻关系还没断干净，两个孩子偶尔还往家跑，史瑞楚心里有刺，但她没说。

问题是真正爆发在魏的脾气上，他喝酒，一喝酒就耍酒疯。

有天晚上他喝完回来，非说史瑞楚藏了信，说是跟北京那边还有“旧情人”。她气不过，摔了杯子：“你敢查我？你以为我是图你什么？”

魏还开始疑神疑鬼，跟踪她上下班，对两个继子也越来越冷。

有天他大儿子发烧，史瑞楚带着去医院，回来晚了点，魏把门锁上，说：“你去见谁了？”她抱着孩子站在门口，一晚上没进屋。

这一年，她过得比前九年还难。

后来她提出离婚，魏死活不答应。单位出面协调了几次，最后拗不过她，才签字。

可魏并没善罢甘休，回到部队后，他向组织举报她，说她“有历史问题”，还说她“散布不满情绪”。

史瑞楚又被约谈、被审查，工作差点保不住。

她那时候已经快40岁，肚子里还带着小儿子，她没哭，也没闹，只是说：“离了也好，省得他连累我。”

她带着三个孩子搬回北京，靠做医护工作度日，三个孩子她一个也没放弃，都供上了学。

老大进了清华，老二考上北大，小儿子后来也进了名校。

1980年代以后，政策开始宽松，她又一次写信申诉陈光的事，这次，上头有人认真看了信。

1988年，中央发文正式为陈光平反，说他在被错误对待中不幸自杀，生前清白，功勋卓著。

史瑞楚把通知书放在了家里桌上，望着那张纸，没说话，第二年，她病逝，骨灰葬到陈光曾经战斗过的山东凤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