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胡宗南在逃离成都前，交给副官一张机票和十根金条说：“你交给扩大哥，说我等着他一块走。”胡宗南口中的“扩大哥”，是他的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 彼时的曾扩情，论职务不过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和胡宗南这个西南军政代长官身份相差悬殊。胡宗南身为蒋介石的“天子第一门生”，是一期生中第一个当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长官、绥署主任的，也是唯一一个挂“三颗星”（中将加上将衔）的。 一众黄埔一期将领，都是胡宗南的手下，他为何在兵败之际，临离开时还念念不忘曾扩情呢？这是因为，曾扩情在黄埔一期生中身份特殊，且和胡宗南交情很好。 曾扩情是四川威远人，1895年出生，他和范汉杰、李仙洲，是黄埔一期生中，年龄最大的，而三人中，曾扩情又是早期最得老蒋信任的，人缘也好，因此被一期生们称为“扩大哥”。 曾扩情在校期间，是最受老蒋喜欢的几个学生之一，毕业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北伐时，曾扩情担任老蒋的机要秘书，并挂名黄埔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而胡宗南、关麟征、李默庵等日后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一期红人，这时也只是团长。 1928年，曾扩情被老蒋派到四川，去联络杨森、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军阀，为了便于行事，老蒋给了他“中将军事特派员”的头衔。复兴社成立后，曾扩情担任“监察总干事”，成为“十三太保”之一。 戴笠担任复兴社特务处长，也是“十三太保”之一，期间和曾扩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戴笠的结义兄弟胡宗南，早在军校时，就和曾扩情结为好友。 1924年，黄埔军校组建后，第一次招生时，赶来报名的胡宗南因个子太低，被招生的工作人员盘问。 胡宗南气得面红耳赤，路过的曾扩情拉着胡宗南说：“老弟，别耷拉着脑袋。个子矮怎么了？拿破仑也不是高个子啊。” 曾扩情的打抱不平，让胡宗南对他很有好感。在这之后，胡宗南总是以“扩大哥”称呼曾扩情，哪怕后来曾扩情失势，胡宗南成了一方大员，也是如此。 1935年10月，张学良调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东北军主力相继开往陕、甘。老蒋为了制衡、监视张学良及东北军，委任曾扩情为“剿总”政训处长。 曾扩情到任后，对东北军的动向暗中调查。1936年9月，曾扩情写了一个报告寄给老蒋，内容大意是东北军不可靠，不应该久驻于陕、甘，应分批调离他处，陕、甘应派可靠的“中央军”入驻。 老蒋看了曾扩情的报告后，将其转寄给张学良，以示他对东北军并无疑心。其实，老蒋已暗中部署，准备将亲信将领蒋鼎文、卫立煌等人调去西北“剿总”，以取代张学良。只是计划尚未实施，这才故意将曾扩情“卖掉”，以掩盖其真实意图。 身为“剿总”政训处长，却打“剿总”总司令张学良的小报告，这本就不是光彩的事，老蒋将此事公开抖落出来，让曾扩情很是尴尬，一气之下，之后索性也不去理会东北军的动向了。 “西安事变”发生时，曾扩情被东北军扣押，张学良并未为难他，叮嘱在生活上予以关照。及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释放的曾扩情，刚到南京，却被老蒋下令撤职查办。 负责抓人的戴笠，见到曾扩情后，不好意思的说：“扩大哥，我这是奉命行事，望见谅，随后我会找机会向校长求情的。” 戴笠在南京特务处总部腾了一间房子让曾扩情住下，每天三餐标准都不错，还不时的送来最新的报纸。能得到特务头子戴笠如此优待的人，可谓是少之又少。 老蒋为何要对曾扩情下手，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认为曾扩情身为“剿总”的政训处长，对东北军的“兵谏”，事前一无所知。这就有点冤枉曾扩情了，早在事变的三个多月前，他就向老蒋递交了报告，却落了一个两面不是人。 二是，曾扩情被扣押后，通过广播发表了讲话，大意是同情张、杨的“兵谏”，主张事变和平解决。这引起了老蒋的震怒，认为曾扩情不能再用。对此，曾扩情则是一肚子委屈，对戴笠说：“我广播上说那些话，还不是为了校长能被放出来，谁知出力不讨好。” 曾扩情在被软禁了大半年后，在胡宗南、戴笠等人的求情下得以获释。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胡宗南的斡旋下，曾扩情被派到第八战区担任少将政治部主任。 老蒋不愿让曾扩情长期在战区任职，后来将其调回四川，担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到了1949年时，四川省党部已成了一个空架子，因发不出薪水，办公人员跑了大半，曾扩情向省主席王陵基索要经费，王陵基说：“老弟，部队都发不出饷，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成都有个女商人，看上了曾扩情的“高官”身份，主动给他提供食宿，倒也让他解除了生计问题。 12月，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在逃离之前，派副官拿着机票、路费（十根金条）去找曾扩情。曾扩情不愿去台湾，跑到一个寺庙躲了起来。 胡宗南寻不见曾扩情，显得很是烦闷，在乘飞机离开时，对随行的参谋长罗列说：“这次没把扩大哥带走，实在是遗憾。” 成都解放后，曾扩情被解放军俘虏，后送去功德林改造，于1959年12月，被首批特赦。获释的曾扩情安度晚年，以93岁高龄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