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八王之乱”开启了中原王朝内斗，外族南下侵掠汉地的乱世序幕。 随着长安、洛阳的两位晋朝君主被异族所俘虏，存在仅51年的西晋王朝走向了它覆灭的结局，幸存的宗室和士族不得不避祸江南，在江左之地建立了“小朝廷”继续苟延残喘。 但东晋小朝廷并没有因为恢复了王朝基业而再次焕发生机，反而是延续了西晋的混乱。 因为是在琅琊王氏的帮助下获得了帝位，晋元帝不得不重用王氏家族，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后来为限制王氏权力，东晋的君主又陆续任用了谢家、桓氏和庾氏，但无一例外地又被所任用的士族所架空。 并且世家大族有时也不仅仅满足于控制皇帝，把持朝政。随着野心的逐渐地膨大，士族也生出了取而代之的心思。整个东晋103年的历史充满了篡逆的叛乱，先是有王敦之乱，后是有桓玄篡晋，东晋小朝廷也再一次在混乱中走向灭亡。 刘裕建立宋政权（南朝宋，有别于南宋）后，鉴于晋朝的教训，开始寻求限制和打压世家大族的政治势力。 宋武帝刘裕先是一方面重用刘姓宗室掌握中央机要权力，另一方面对士族群体实行“拉一派打一派”的拉拢策略逐渐地稳定政局。 后是积极任用寒门子弟担任官职，培植可以与世家大族一较长短的政治势力。 但是因为魏晋流传下来的“九平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寒门之族出身的官员是无法直接获得高阶官位的，所以寒门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在初期一直是相对薄弱的，而刘裕也在不断思索使寒门子弟突破阶级限制的方法。 几经考量之下，宋武帝刘裕想到了自己早年间开府的经历。开府，即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下，拥有在朝内外自选僚属的权力。 史栽，刘裕被东晋朝廷赋予“开府”治事之权后，先后征召了数百人入幕为僚。而正是在这些政治班底的辅助下，刘裕才能扫灭晋末群雄，最终取代了晋朝正统。于是，宋武帝开始把开府治事的职权逐渐地下放到刘姓宗室手中，允许他们征召寒门子弟入府。 这一举措不仅可以增强宗室子弟的政治势力，还能够给寒门出生的底层官员一个上升的渠道，从而形成一个可以与世家大族对抗的政治力量。同时，刘裕自己也可以从宗室的幕府中挑选出才德兼备的文臣武将来入朝担任要职，实现人才的稳定供应。 而从庶人或寒门的角度来看，进入幕府无疑是一个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最优选择。 自东晋以来，儒学在上层士族官宦群体中逐渐式微（这是因为世家大族把控选官的渠道，世家子弟即便是傻子也会得到官位，他们又怎么会再有动力去修习儒家经典呢！），玄学开始盛行。 在玄学的影响下，即便是在朝廷中担任宰执一类的官员，皆是“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于是也就会有“多怠废之政”的后果了。 而庶族子弟见到哪些豪门子弟占据着高位却不做实事，没有政绩，自然是鄙视痛恨了。 底层的寒门子弟自小便勤奋刻苦的修习儒学诸多经典，满腹的才华和一身的才能抱负却无法得到施展，却在宋武帝这里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又怎么不会对刘裕誓死效忠呢？ 而庶族和寒门的经世致用的能力要比世家大族好上太多，所以，刘宋君主也乐得使用寒门子弟参与军政。这也就造成了中央朝廷许多的重要权力具体的实施都落到了中书舍人和典军校尉之类的小官手中了。 所以，宋武帝一个开府的举措不仅控制了世家大族势力的增长，也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更加高效的运行。这样的举措无疑是明智之举。 在刘宋朝廷打破旧有的“九品中正制“所造成的阶级限制，让寒门庶族得以施展才华、实现政治上理想抱负的政治大背景下，底层的庶族子弟入仕的积极性开始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在“学而优则仕”的儒学思想影响下，寒门子弟大都全身心的投入到参与幕府，掌握军政权力，从而证明自己才能的渠道中去了。而通过分析刘宋时期许多官员文人的出身和履历，不难发现，这其中便有不少人都是寒门庶族出身，并且都或多或少的拥有在宗室幕府担任过军政要职的经历。 也许，效命于开府的宗室或重臣，已经成为底层知识分子在实现阶级跃迁时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