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一个底层佃农家庭的破产之路。 晚清四川仪陇，朱邦俊一家是典型的底层佃农。朱邦俊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九十岁了还下地干活，靠的就是一股子倔劲儿。他老婆潘氏管家有道，精打细算，儿媳钟氏勤快能干，带着一堆孩子撑起这个家。二十多口人挤在一块儿，靠种地过日子，苦是苦了点，但全家齐心还能凑合过。 他们家祖上分了七挑多田，外加一间老屋。搁以前兴许够用，可人口一多，这点地压根不够填肚子。没办法，朱邦俊把田和屋子典出去，换了三百吊钱，举家搬到李家湾，租了地主丁邱川八十挑田，每年得交五十担租粮。住的地方是丁邱川扔那儿不要的粮仓，破得四处漏风，屋顶还滴水，日子过得真叫一个艰难。 朱家的饭桌上没啥花样，豌豆红薯打底，白米饭是稀罕物，肉更是过年才能见一回。衣服全是粗布做的，补丁摞补丁，一件袍子全家轮着穿。丰收年还能添块新布，歉收年连补丁都没得补。省吃俭用是常态，每粒粮食都金贵得不得了。 全家老小都得干活。朱邦俊扛着锄头下地，潘氏在家管孩子喂猪，钟氏田里屋里两头跑。辛苦归辛苦，靠着这股子韧劲儿，日子总算能维持。1892年左右，仪陇开始种鸦片，朱家攒了1200个铜钱，咬牙送仨孩子去读书，想着兴许能翻身。可这点小希望，很快就没了影儿。 1895年，地主丁邱川冷不丁要加租，五十担租粮本来就够呛，再加一点朱家根本扛不住。大年三十晚上，丁邱川派人来赶他们走，连个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朱家没办法，只能收拾东西搬走。那天晚上，北风吹得人发抖，一家子拖儿带女离开住了好几年的破粮仓，往后日子更不好过了。 搬走后，朱家一分两处，借钱把老屋和祖田赎回来。可老屋破得不成样，田地也荒了大半，收成少得可怜。借的钱没还上，利滚利越攒越多，债主三天两头上门催。朱邦俊老了，腿脚不利索还得下地，潘氏算计来算计去也填不上窟窿，钟氏带着孩子累死累活，日子还是越过越糟。 债务像座大山，压得朱家喘不过气。朱邦俊一把年纪还得干活，潘氏手都磨出血了，钟氏瘦得皮包骨，孩子也帮不上啥忙。债主不讲情面，上门把家里最后点东西都搬走，田地又没了，家底彻底空了。二十多口人四散开，有的出去讨饭，有的投靠亲戚，朱家就这么散了架。 朱家的故事，不是个例。那时候清朝末年，朝廷乱糟糟，税收重，地主狠，底层农民日子过得像刀尖上舔血。朱邦俊一家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连个安稳窝都没保住。种地收成不好得饿肚子，收成好了地主加租，租子交不上就得滚蛋，滚蛋了还得借债，债还不下就家破人散。这循环，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谁都跑不掉。 为啥会这样？一是人口多，地少，祖上的田分到后来不够吃。二是地主剥削重，租子高得离谱还不算，动不动就加租，逼得佃农没活路。三是朝廷税多，地方官又贪，啥灾啥乱都往农民头上压。朱家攒的那点钱，送孩子读书是想搏一把，可地主一闹腾，全打了水漂。晚清这社会，底层想翻身，比登天还难。 再说说鸦片。1892年仪陇种鸦片，朱家靠这个多赚了点铜钱，还真有点盼头。可这东西救不了命，地主照样加租，朝廷照样收税，鸦片赚的那点钱，顶多是杯水车薪。朱家送孩子读书的梦没做多久，就被现实砸得粉碎。晚清种鸦片的多，但底层农民还是穷，钱都流到地主和官儿兜里了。 朱家借债赎田，是想着守住祖业翻身。可田地荒了，收成差，债越欠越多。晚清时候，田不是救命稻草，是催命符。地主丁邱川加租不讲理，债主催债更不留情，朱家这点田根本撑不起翻身的希望。赎回来没多久，又丢了，等于白忙活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