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罗炳辉师长找到了“军工专家”吴运铎问道：“对待日寇还需要更狠些，最好把日寇的骨头都能炸碎，我军需要这种杀伤力巨大的炮弹，你看看能不能搞出来？”吴运铎起身坚定说：“师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1943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打得正激烈。日寇靠着飞机大炮横行霸道，新四军这边却连子弹都常常不够用。罗炳辉师长找到吴运铎，不是随便点的将，而是看中了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和对机械的天赋。那时候，新四军在苏北、皖南一带跟日寇死磕，前线急需一种威力大、能打硬仗的炮弹。吴运铎接下任务，心里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得拿命去填。 吴运铎是谁？1917年，他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煤矿工人家里。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冬天连炭火都烧不起。14岁那年，他跟着家人去了湖北黄石，还是干煤矿的活儿。每天扛着几十斤重的工具下矿，汗水混着煤灰往下淌，苦得让人喘不过气。可他从小就对机器着迷，别人歇着的时候，他蹲在机器旁看齿轮怎么转，拿块破布擦油污，手脏了脸黑了，眼里却亮堂堂的。他攒下那点可怜的饭钱，买了几本破旧的工业书，晚上借着煤油灯啃书，硬是把机械的门道摸得门儿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运铎坐不住了。他先是加入《新华日报》的宣传队，扛着报纸跑遍矿区，把抗日的消息喊得人人知道。后来伪警察盯上他，他东躲西藏，差点没命。1938年，他投奔新四军，第二年入了党，从此一门心思扑在革命上。到新四军后，他被调到皖南云岭修械所当车间主任。那地方破得不行，茅草棚子当厂房，设备全是些老掉牙的玩意儿。可前线战士没枪没弹，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下决心要多搞点武器出来。 1940年夏天，上头让他建子弹厂。厂址就是一片荒地，连个像样的机器都没有。他带着一帮人，用废铁砸出简易机床，汗珠子滴在滚烫的铁皮上滋滋响。没图纸咋办？他拆了缴来的日寇武器，蹲地上用炭笔画零件形状。那时候条件苦得要命，他试炸药时雷管炸了，左眼被碎片打瞎，左手四指没了，膝盖也伤得不轻。同志们把他抬出去时，血淌了一路。医生抢救了半个月，他捡回一条命，刚能下地就又回了厂房接着干。 到了1943年，罗炳辉师长提出要造威力更大的炮弹，吴运铎二话不说接了活儿。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比山还高：铁不够，炸药少，设备烂。他急得满嘴燎泡，正发愁时，同志们在水闸边捡到一堆三寸长的铁棍。他眼睛一亮，决定拿这个做原料，造枪榴弹。他带着人连轴转，在油灯下锯铁棍、掏发射筒、塑弹头，忙得脚不沾地。半个月后，第一批枪榴弹弄出来了。试射时，威力是大，可弹道歪歪扭扭，射程也近。他不死心，调整炸药配方，又改了尾翼结构，再试了半个月，枪榴弹终于靠谱了。 1943年8月，这批枪榴弹送到罗炳辉手上。桂子山一战，枪榴弹派上用场，炸得日寇血肉横飞，一下干掉近百号人。罗炳辉拍着吴运铎肩膀说，这家伙真够狠，是新四军的宝贝。从那以后，枪榴弹因为轻便又厉害，在部队里传开了，成了对付日寇的杀手锏。 吴运铎干这活儿可不是一帆风顺。抗战后期，他带着七个学徒到处跑，一年给前线造几十万发子弹和炮弹。条件差得没法说，他四次受伤，左眼瞎了，手指残了，腿也瘸了，身上200多块伤疤记着他拼过的命。解放后，他没闲着，去了株洲兵工厂当厂长，后来做到中南兵工局副局长。他搞科研、带徒弟，还写了本《把一切献给党》，把自己的一辈子写得明明白白。晚年他腿脚不好，还跑去搞教育、帮残疾人。1991年5月2日，他在北病京去世，74岁。 说实话，吴运铎不是啥天生英雄，就是个普通人。可他硬是凭着一股子倔劲儿和对国家的忠心，在那破条件下干出大事儿。他不怕苦不怕死，脑子还活泛，总能从没路的地方趟出路来。枪榴弹不是啥高科技，可在当时，那就是救命的家伙。他这辈子，吃过的苦比饭还多，流的血比水还多，可他从没喊过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