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个倔人，他在陕甘总督任上，有一次下属来打招呼，说按惯例得给上任送点“路程费”，意思就是变相贿赂。
左宗棠脸一拉，说甘肃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怎么好意思拿他们的钱？
这话说出去，底下的人都听懵了，这人是真不懂规矩，还是想把大家都拉下水？从这事开始，左宗棠就注定跟晚清的官场不对路。
那时候的官场规矩可复杂得很，什么“三节两寿”、冬天送“炭敬”、离任要“别敬”，光是名头就几十种。
进门要“门敬”，批个公文都要“签子钱”，这些规矩没人明说，但个个心照不宣。
谁不收不送，就像穿错了衣服进了局，人家看你都带着冷眼，左宗棠偏偏就是这个“穿错衣服”的人。
他在甘肃任上时，陕西布政使王思沂托人给他送来一笔尾款，说是拿去补贴进京的开销。
左宗棠直接婉拒，还跟人说，我不拿这钱，是因为咱们这地方太苦，实在开不了这个口。
结果，他进京时真的是“空囊入都”，连盘缠都是借的，换做别的官员，谁不是八抬大轿进京，还得有人一路伺候着？他偏偏不走寻常路。
更绝的是修水利工程那回。工部意思是报个高价，多报点银子，大家都有点好处。
左宗棠非但不配合，还自个儿贴了几百两银子上去，说这样做才对得起老百姓。
有人劝他说，别太死板，讲点灵活，留条后路，他回了一句：“讲规矩不是死板，是清白。”
他自己还把官员的钱分成三类：一是朝廷发的俸禄，这拿得安心；二是办公交际所需，这个可以有，但得合理；第三种就是贪腐来的，那是一分都不能碰。
他这话说得明白，也说得得罪人，很多官场中人背后都骂他装清高，说他搞什么“道德绑架”，但他从没退让过，哪怕因此被排挤，也不改初衷。
他为人刚直，说话没个拐弯，有一回在军机处议事，正说着国事，他突然提到慈安太后突然去世的事，说里面疑点太多。
这话一出，气氛当场僵住，这事传到慈禧耳朵里，直接让她对左宗棠起了戒心，从那以后，军机处的人对他就防着点了。
还有一次，他碰见曾经看不起他的官文，这人当年瞧不上左宗棠，结果后来职位还不如他高。
左宗棠见了面，当着一堆人的面提旧事，说：“当年你还记得骂我是‘乡野寒士’吧？”官文脸一下就绿了，连句场面话都没说，灰溜溜走了。
别人都劝他别太较真，他反而说：“我让他记住，人得有眼光。”
这人对权贵从不拍马，跟李鸿章就没合过，李搞洋务，信洋人那一套，左宗棠觉得他妥协太多。
在奏折里多次批李，说他“媚外误国”，结果被人打上了“门户之见”的标签。
恭亲王奕訢也不待见他，觉得这人说话太冲，不像个懂分寸的大臣。
清廷有次特地安排左宗棠和李鸿章一同主持事务，结果俩人意见不合，几次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干脆各管一摊。
左宗棠进京时，进崇文门那天还闹了个笑话，门口收“门税”，本是惯例，四万两银子算是打点沿路所有人的好处费。
他说自己没这钱，也不愿交这冤枉钱，结果他和随从就在城外晃悠了几天，最后总算找了个折中的法子，才得以进城。
这事儿在官场传开了，不少人私下说他是“穷讲理”。
在军机处开会时，别人都是文绉绉地说话，他坐那儿掀着胡子，手拍着桌子，满口方言大声讲政务，军机大臣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个武夫混进来了。
有人跟他说，这样不合礼仪，他回了句：“我不是来作秀的。”
最让人忌惮的还是他那份战功，收复新疆，平定西北，打得俄国人不敢妄动，也让英法驻扎的势力收敛了许多。
西北一役，让他成了晚清官员里战绩最辉煌的将领之一，但也正是这份功劳，让他成了清廷心中的“隐患”。
朝廷不是没想过把他继续提拔，可提得太高，就怕他握权过重，他治西北有一套，兵马钱粮全都调得动，搞得地方上跟他一个调子。
慈禧心里明白，这样的人不能太靠近，再加上李鸿章等人暗地使绊，左宗棠在朝中的地位越来越尴尬。
李鸿章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过：“左公治军有术，于政事无益。”这话传出来，让不少人对左宗棠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军机处有人故意瞒着他文件，让他判断失误。
有一次还被参了一本，说他“年老体衰，昏聩误国”，他气得把奏折砸在桌上，怒吼：“老了不代表没脑子。”
更让他孤立的是他那股清高劲儿，别人年底送“炭敬”，他就意思一下，送点便宜的，嘴上还加一句“本非例所应得”。
大家听了这话都觉得刺耳，好像谁拿了就是犯事儿，甚至他家乡的亲戚来投靠，他也不肯帮人安排官职，说“公私不混”。
左宗棠一生功劳不少，也树敌无数，虽说后来他病重时，朝廷给了体面，但其实很多人是巴不得他早点退下。
他躺在病榻上时，还在操心西北边防，嘴里念叨的是“新疆不能乱”。
这个人，活得不世故，说话不客气，行事不投机，他守住了清廉，也失去了不少朋友。
他不是不会变通，只是不愿委屈，官场如戏，他不演，他走得干净，也活得较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