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某派出所民警在调查一起蚶子盗窃案时，因急于破案，深夜对四名渔民拳打脚踢、强制“脚尖蹲地”体罚，致一人腹部重伤送医。然而，法院最终以“涉案人员非刑事犯罪嫌疑人”为由，判决民警无罪！原来，案件最初被定性为行政违法，民警施暴时尚未进入刑事侦查阶段。尽管渔民遍体鳞伤、医院诊断铁证如山，但因《刑法》规定“刑讯逼供仅限刑案嫌疑人”，暴力行为竟成“合法漏洞”。一纸判决引发哗然：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如何平衡？执法者的暴力红线究竟该划在何处？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2013年12月，某派出所民警郭某（化名）在调查一起蚶子盗窃案时，因急于获取口供，对四名涉案渔民（刘某、潘某、岑某、黄某，均为化名）采取暴力手段。 据多名证人陈述，郭某在派出所食堂及走廊内对刘某拳击胸部、强制其"脚尖蹲地"；对岑某踢打腰部臀部；对黄某脚踹腹部致其送医。 经医院诊断，黄某存在头外伤、多处软组织挫伤等症状。 案件最初由边防派出所以行政案件受理，次日移交海警支队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但四名涉案人员最终未被定罪。 案件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郭某的殴打行为是否发生在刑事侦查阶段？ 二是，涉案人员是否属于《刑法》第247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 三是，行政案件调查中的暴力取证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 检察机关认为，郭某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嫌疑人使用暴力逼取口供，构成刑讯逼供罪。 但民警郭某及其辩护人则不认罪，提出如下抗辩： 其一，郭某的殴打行为发生于行政案件初查阶段，涉案人员仅为"违法嫌疑人"而非"犯罪嫌疑人"； 其二，案件移交海警支队后方转为刑事案件，但四名当事人始终未被刑事立案或采取强制措施； 其三，涉案人员不符合刑讯逼供罪的对象要件。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郭某的殴打行为是否发生在刑事侦查阶段？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案程序，刑事侦查阶段的启动以刑事立案为标志。 本案中，派出所于2013年12月2日接警后，所长刘某（化名）签署的《受案登记表》明确将该案定性为“行政案件”，并指派民警进行初查。 直至次日（12月3日），案件才移交海警支队并刑事立案。郭某的殴打行为集中于12月2日晚至次日凌晨，即在行政调查阶段实施。 公安机关对报案线索的初步审查，以判断是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此阶段调查对象为“违法嫌疑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立案后针对“犯罪嫌疑人”的调查，适用《刑事诉讼法》。 本案中，郭某的暴力行为发生在行政初查阶段，其目的是获取盗窃线索的口供，而非刑事立案后的取证。因此，其行为时间节点不符合刑讯逼供罪要求的“刑事侦查阶段”。 2、涉案人员是否属于《刑法》第247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 《刑法》第247条明确刑讯逼供罪的对象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犯罪嫌疑人”的法定身份始于刑事立案，且需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 本案中，四名渔民（刘某1等）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案件尚属行政调查，其身份为“行政违法嫌疑人”。 海警支队于12月3日刑事立案后，四人虽被带至海警审查，但无证据显示其被正式列为“犯罪嫌疑人”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如刑事拘留通知书）。 本案中，四人在海警支队接受调查期间未被刑事拘留或逮捕，最终亦未被起诉，其身份始终未转化为“犯罪嫌疑人”。 综上，四人在被殴打时仅为行政违法嫌疑人，不符合刑讯逼供罪的对象要件。 3、行政案件中的暴力取证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 《刑法》第247条将“刑讯逼供”限定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刑事司法权滥用。 行政调查中的取证行为受《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约束，暴力取证可能构成“滥用职权”或“故意伤害”，但不满足刑讯逼供罪的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强调，刑讯逼供罪的成立需严格限定于刑事程序内。 本案中，郭某的暴力行为发生于行政初查阶段，其目的虽为获取口供，但因对象身份及案件性质不符，无法适用《刑法》第247条。 最终，法院以法律条款适用问题认定郭某不构成刑事犯罪，判决郭某无罪。 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在于法律形式要件与实质正义的冲突。法院的判决严格遵循了刑法的明文规定，但亦揭示出行政执法程序中对暴力取证的规制不足。未来立法或可通过增设“行政暴力取证罪”填补空白，同时强化对执法行为的全程监督，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