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色特工奉命打入敌营，可随着官越当越大，他的心也越来越慌，连忙请示组织，是否可以继续往上爬。
这名红色特工名叫李时雨，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的一个农村，1928年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在大学期间，他逐步接触到先进思想，内心深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目睹了“九·一八”事变给国家带来的创伤后，李时雨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1年12月，李时雨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始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中。
此后，李时雨先后做为学生领袖，多次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运动，他也曾率部毙伤多名日军，还曾以隐蔽身份，参加革命先烈李大钊的葬礼，秘密为李大钊护灵。
1934年，李时雨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彼时他刚刚从政法大学毕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觉得李时雨情商高，又有知识文化，决定派他前往东北军潜伏。
虽然，李时雨深知地下工作者的危险性，但他没有丝毫犹豫，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并在昔日同窗好友张学孟的举荐下成功打入东北军，担任中尉办事员。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原东北军成员大部分都遭到了裁撤，李时雨深知自己即便留下来，也不可能被信任，无法获取有用情报，于是他决定离开东北军。
经过一系列的缜密行动，李时雨在组织的安排下，成功潜入日伪机关，先后在天津担任检察官和法官，自此他又利用这一层身份，向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而且，由于李时雨的特殊身份，日本特务机关专门给他提供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张通行证可以畅通无阻的在北京、天津等地通行，李时雨曾多次用这张通行证，为组织传送信件以及运送物品。
比如，一次组织想将电台机械和马达从天津运往河北，可这些物品足足装了3个大箱子，很难悄无声息的运出天津城。
李时雨接到这个任务后，开着法院的车把这些物品运回到办公室，后来又悄悄运出城，在出城期间自然遇到了敌人的盘查，由于李时雨有特别通行证，敌人没有彻底检查就痛快放行了。
除此之外，李时雨还利用自己的法官身份，营救过我方被关押人员，比如地下工作者冯冀被抓后关在天津，负责审理冯冀的正是李时雨所在法院。
李时雨利用工作便利，悄悄潜入装有冯冀卷宗的房间，成功将卷宗偷出并秘密销毁，致使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缺少了关键证据。
随后，李时雨又积极帮冯冀沟通，给负责审理冯冀的法官送礼物，还宴请相关负责同志，最终在众人的帮助下，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冯冀无罪释放。
1939年，汪精卫投敌卖国，筹建汪伪政权，为了网罗人才，汪精卫派李时雨的老乡朱晶华，找到李时雨，劝说李时雨加入汪伪政权。
李时雨立即将这个情况向组织汇报，组织研究后决定，同意李时雨加入汪伪政权，以便提供更多汪伪政权的情报。
加入汪伪政权的李时雨很快就得到重用，先是被任命为汪伪政权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随后又担任了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警察局司法处长等多个“显赫”职务。
李时雨利用这些身份，与敌人斗智斗勇，获得了汪伪政权的大量情报，并及时将这些情报传回了组织，为组织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且李时雨还营救了包括杨靖宇弟弟在内的多名我方同志。
1945年，军统特务劝说李时雨加入军统，李时雨请示组织后，又成功打入军统，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第二站第二组组长，授少将军衔。
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李时雨犯起了愁，十多年来，他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游走于多方势力之间，不断转换身份角色，他的官也越当越大。
对于一名情报人员来讲，这未必是好事，因为这容易招来很多麻烦，另外他也担心组织对自己的看法，他害怕被人说成是官迷。
随后，李时雨就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组织，组织很快就回复了李时雨，组织告诉李时雨，要把握好机会，大胆往上爬，组织相信他的忠诚度和能力。
得到组织的支持后，李时雨如释重负，主动与军统人员交好，获取了包括国民党军队动向、人员构成、军力部署等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源源不断的传回了组织。
然而，随着大量情报的泄露，军统还是注意到了李时雨，并于1946年3月将李时雨逮捕，李时雨被捕后，面对各种酷刑始终没有松口，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1946年12月，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李时雨还是被判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由于国民党财政紧张，不得不释放一批15年以下刑期犯人，经过疏通，李时雨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李时雨，在组织的指示下，利用自己从前的身份，与上海相关上层人士接触，并积极宣传我方政策，很快就收获了良好效果。
然而，李时雨的这一举动，吸引了特务的注意，特务随即对他开展调查，组织为了他的安全，及时安排他撤离了上海。
1949年4月，潜伏敌营15年后，李时雨回到组织的怀抱，并且对外公开了身份，后来李时雨先后在党政军机关和统战部门工作，并于1982年离休，1999年，李时雨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