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国民党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一众人特务的面，拔枪击毙了副站长杨若琛，说：“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第一件事，不是奖赏救驾之人，而是清算名单。
军统的人最先动手，刀对准的，是自家将领。
钱大钧，蒋系元老，西安事变时被调去谈判，回来却被戴笠人马盯上，说他“与张学良暗通款曲”，理由薄得像窗纸，动机却极狠。
侍卫长职务被一撸到底，从此记了一笔仇。
表面平静，底下暗流不断，1938年，钱大钧调去武汉，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顶上空战前线。
这一调，带着火药味，湖北站的特务早已埋伏，副站长杨若琛，戴笠心腹，领了任务：盯死，找错，逮把柄。
空战打得紧，武汉危在旦夕。
钱大钧定下战法：先绕城盘旋，再迎敌空战，理由很简单，要老百姓看见中国空军在守，要士兵知道不是孤军。
杨若琛不这么看，当天就密报，“贻误战机”，“空转半小时，一架敌机没打，光想邀功”。电
文一封接一封，押着黑状往重庆发。
这些东西钱大钧早就知道，军统盯人，不看脸，可偏偏，这回戳在命门上。
不是一次，是反复递交“情报”，背地里翻旧账、扣帽子，说他早年就“通共”，这跟“通敌”没区别，真压实了，脑袋不保。
最后一根火柴点着，是那份密报写到，“已查实故意误导飞行轨迹，干扰中央军事部署”，等于公开指控。
1938年6月15日，天气闷热，中午一点过，湖北站例行午休。
大门没锁，岗哨没换，谁都没想到，会有军装进来，不打招呼，不寒暄。
钱大钧穿常服，腰间别枪，身边带两个贴身随从，脸上没表情，一言不发。
直冲二楼，杨若琛办公室门口推开，未等反应，枪已出鞘。
杨若琛正摊开密电稿，桌面上还摆着未发出的加急电，眼睛抬起来那一瞬，枪口已对准胸口。
一声闷响，血喷在桌上，那份电报染成深红。
周围几个文书僵在原地，看不清发生了什么，钱大钧把手枪往地上一摔，转头一句：“谁再敢递黑状，就这个下场”，声音不高，但每个字像铁钉。
不是情绪失控，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清算。
没人敢动，枪还冒着烟，门口两个随从一左一右站着，像立着两堵墙，钱大钧转身离开，像走出办公室一样自然。
楼下值勤的特务全听见枪响，却没人敢拦，不是不想，是不敢。
事后消息传回重庆，戴笠气得砸了茶几，说要严办。
可轮到蒋介石下命令，只有一句：“暂时停职反省。”停了一个月，又把人调回，继续指挥武汉撤退。
这事，就像一把刀捅进军统，拔出来还不肯包扎。
戴笠咽不下这口气，可更怕动摇军心。
那段时间，特务之间私下传话：“碰硬钉子了，别乱掺和将领的事。”杨若琛死得太硬，死得太突然，死得让人心里发毛。
军统湖北站之后，半年低调得像没存在，连日常电文都不敢写太重字眼。
这件事没写进军报，也没出现在官方通电中，甚至连“枪杀”两个字都没人提。
但所有人都记住了：军统不是铁板一块，元老手里的枪，也能打穿情报网。
之后几年，钱大钧照旧升官，照旧领兵。
抗战胜利，调进军令部，挂上次长衔，到1949年去了台湾，晚年不再出面，书也不写，话也不多。
当年那把枪，从没被追回，从没被追责，只留下一具尸体、一张电报、一群不敢多嘴的特务。
这一枪，把军统的“纪律”打成了笑话。也让所有人看清，戴笠虽强，背后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真要翻脸，也不见得怕一张密报。
不是纪律对抗蛮干，是刀尖对刀尖。
一场内部战争，没人宣战，也没人宣布停战，只看谁敢先开枪。
参考资料：
薛化元，《戴笠与军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