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言：“我们不得不痛下杀手，对那些有功之臣下手，实属无奈之举。此刻，我倡议大家重温《资治通鉴》。要知道，治国本质上就是整顿官场！国家的四大支柱——礼、义、廉、耻，若这四柱不立，国家便无法稳固。若官员们皆无耻贪婪，为所欲为，而国家又不能遏制此风，那么世间必将大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 1928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认识到腐败对红军事业的破坏性，并针对性地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开始了一系列的严厉反腐行动。在同年5月，红四军28团的司务长在宁冈葛田乡贪污公款买猪，事发后军委会议决定枪决以儆效尤。同时，湘赣边界的宁冈查处了若干贪腐案件，包括坝上乡苏维埃政府的李某和他的秘书贪污40块银洋，以及宁冈长溪乡的军事委员和赤卫队队长贪污行为，均被撤职并受到法律制裁。 1932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的反腐败运动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廉政运动，以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1933年，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案件。谢步升虽出身贫苦，但生活腐化，私自贩运物资谋私利，经过严肃查处，最终被执行枪决。此外，中央苏区还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明确规定严重贪污行为将处以死刑。 同时期，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达仁因严重贪腐被处极刑，此案成为中央苏区反腐败的警钟。唐达仁吞蚀巨额公款，涉及多项贪污行为，其行为不仅被严惩，还导致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受到警告处分，这一系列事件体现了中央苏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当时，中央政府正忙于建设包括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厅等在内的多项重要工程，为此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左祥云被任命为主任。然而，左祥云未能忠于职守，而是与反动分子勾结，贪污了246.7元公款，并盗窃了公章。此事曝光后，不仅揭示了中央总务厅存在的腐败问题，也导致了左祥云的枪决。此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严厉打击了于都县委和县政府的贪腐案件，涉案最严重的四人被依法处决，其余相关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延安时期，1937年10月，发生了震惊党内外的“黄克功案件”。黄克功，年仅26岁的红军老战士，曾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担任过旅长等职务，当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刘茜，16岁的女青年，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太原求学，在“七七事变”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两人之间发展出恋爱关系，但由于背景、性格和兴趣的差异，刘茜选择结束这段关系。然而，黄克功未能接受这一决定，最终在1937年10月5日的傍晚，在延河岸边将刘茜枪杀。 黄克功案件引起了党内的广泛讨论，关于其是否应判处死刑，意见分歧。毛泽东则坚决支持严惩，他认为共产党必须明确功过是非，赏罚分明。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雷经天，强调了这一点。随后，黄克功于10月11日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审中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严厉打击贪腐行为，公布了《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金额达500元以上者可判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肖玉壁，一位身负80多处枪伤的老红军，时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因大肆贪污受贿，涉及金额达3000多元，并将粮油卖给国民党部队，造成极坏影响，最终被判处死刑。肖玉壁曾试图向毛泽东求情，但毛泽东的回应与他对待黄克功的态度相同，即不因功绩抵消罪过。肖玉壁最终被执行枪决，这严厉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边区的贪腐现象，改善了党风和政风。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着重强调了党员的廉洁自律。解放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警告全党防范金钱诱惑的危害，他形象地描述了“糖衣炮弹”的威胁，强调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年后，1951年，刘青山和张子善贪腐案爆发，震动了全国。这两位高级官员的巨额贪污行为，直接违背了毛泽东在党的建设上的廉政要求。在处理此案时，毛泽东表达了极大的失望和愤怒。当周恩来询问如何处置时，毛泽东坚决指示：“死刑。”对于可能出现的干预，毛泽东更是断然表示：“不准。”1952年2月，经过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执行枪决。 这一事件不仅震慑了党内外，也深刻教育了全党，强化了党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形成了后续几十年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如同原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所言：“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在后来的讲话中，毛泽东深刻总结了此次事件的重要性，他提到：“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他建议全党重读《资治通鉴》，强调治国首先是治官，强调礼义廉耻是国家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