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企业家坦言：东北经济发展欠佳与地理位置的关联不大，主要是合规成本过高所致。 首先，东北地区因历史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在政策执行时或许存在更多行政干预与程序性阻碍。比如行政审批流程冗长、缺乏灵活性，使得企业在合规时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资金。相较而言，广东、浙江等南方省份借助“放管服”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削减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次，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占比偏高，在政策执行中更偏向于保护传统产业，致使市场竞争不够充分，民营企业面临着更高的隐性合规成本；而南方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民营经济活跃，政策更注重公平竞争，从而减轻了企业的合规压力。 再者，东北地区以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在“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政策下，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达到环保标准，而南方的数字经济、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合规成本相对较低。 较高的合规成本削减了东北企业的盈利能力，致使本地企业扩张受限，外部资本流入的意愿也随之降低。例如，东北地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不及南方，部分企业因政策的不确定性而选择南迁。 东北地区在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面临双重压力：既要承担高额的合规成本，又缺乏新兴产业的配套政策支持。相比之下，南方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灵活的产业政策加速了新旧动能转换，形成了良性循环。 政策执行的僵化与高合规成本加剧了东北的人才外流。年轻人才更倾向于流向市场化程度高、就业机会多的南方地区，这进一步削弱了东北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