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潮汕地区的人们，仍自豪地以“河洛人”自居。这“河洛”，并非凭空而来的称谓，它指向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广袤平原——那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是无数文化瑰宝的发源地。后世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福佬”“学佬”等称呼，皆是“河洛”发音在历史流转中的自然演变，正如明清时期踏足潮汕的西方传教士，早已在信件中以相关词汇记录下这一独特的文化印记。
回溯至公元960年至1279年的宋朝，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绽放出璀璨光芒，却又被战乱阴影反复笼罩的时代。自宋代起，中原文化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遍潮汕大地，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经济的蓬勃发展与人口的稳步增长，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人们开凿水利，修建筑堤集排灌工程，昔日沉寂的土地被唤醒，农业生产迎来了飞跃。
更有众多被贬至潮州的官员，怀揣着对文化的敬畏与传承之心，在这里兴建学校、培育学子、弘扬儒家思想，让潮汕逐渐成为岭南地区备受历代文人赞誉的文化圣地。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挥毫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道尽被贬的境遇；理学家朱熹亦有“年来揭阳郡，劳落海阴虚”的感慨；苏轼则记录下当地“朝人之事公矣，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的民俗风情，这些文字都成为潮汕文化传承的珍贵佐证。
潮汕与中原的渊源，并非始于宋代。早在秦帝国的百越之战时，中原与岭南的联系便已开启；西晋末期，八王之乱与五胡十六国的动荡，让第一批中原汉人踏上南迁之路；唐朝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是掀起了又一轮迁徙浪潮。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争夺土地，迫使中原汉人从河南及部分内地省份出发，一路向东南海岸迁徙，最终抵达福建莆田、漳州等地，部分人甚至辗转来到潮汕。饶平澄海张氏家族中，便有一支的先祖张道宗在唐末迁入潮汕，潮汕前八贤之一的张奎，便是其八世孙；潮汕吴姓先祖，源自唐朝从河南迁入福建晋江的吴氏家族。
公元887年，吴居任出任朝阳令后在泸西定居，成为朝阳吴姓的开基始祖；潮汕李氏先祖为莆田人李宗，公元948年，他前来潮州游学，在潮州城内定居，其子孙后来在澄海、揭阳等地开枝散叶；潮州许氏开基始祖许烈，则在五代十国后周恭帝年间，因战乱频繁迁居朝阳。
不过，大多数潮汕开基先祖，都是从福建辗转进入潮汕地区。随着迁入福建莆田、漳州的中原人士日益增多，地少人多的矛盾愈发突出，再加上战乱不断，中原汉人开启了又一次南迁高峰，其中一支最终抵达粤东潮汕地区。他们不仅将中原核心传统文化带到这里，让其落地生根，更在潮汕文化中深深烙下了河洛印记，使得千年后的潮汕人仍以“河洛人”为傲。
唐朝末年，天下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五代十国的纷争持续近百年。当五代进入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时，乱世的尾声悄然临近。公元960年，后周将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定都东京开封府，宋朝就此建立。彼时，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西北有曾归属唐朝的党项族藩镇，南方则存在多个割据政权，北宋初期的疆域仅涵盖中原大部分地区，潮汕地区当时隶属于南方十国中的南汉。
为实现全国统一，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面对北方契丹族的威胁，他派遣将领驻守边境州郡，确保北宋西北边境安稳，以便集中力量统一南方。公元970年，宋朝建立十年后，北宋军队开始攻打南汉——这个自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出现的第二个割据政权。次年，宋军兵临城下，南汉后主刘鋹投降，南汉灭亡，北宋成功统一岭南，潮汕地区正式纳入北宋版图。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名讳，靖州改名为梅州，梅州这一名称便由此而来。提及梅州，是因为它曾隶属于揭阳和潮州，且在北宋时期再次划入潮州管辖范围。
北宋建立初期，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沿用唐朝旧制，未进行大规模改革。到宋太宗时期，行政体系调整为路、州、县三级，岭南地区相应改为广南路，潮汕地区隶属于广南路，以潮州为主要行政单位，其中朝阳、海南、汕尾等地归惠州管辖。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入侵，宋朝初期推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一制度虽有效遏制了将领专权的风险，却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为后来宋军屡战屡败埋下隐患，也促使原本居住在中原或已迁徙至南方的汉人，进一步向潮汕地区迁移。
在宋朝以前，岭南地区被中原人称为“南蛮”，只因当地土著居民性格强悍好斗，且教育文化水平落后，民众迷信巫术，生病时不寻求医术帮助，反而向鬼神祈祷，这些习俗被中原人视为“蛮俗”“陋俗”“夷俗”。唐朝甚至出台政策，禁止中原汉人与岭南越人通婚。《后汉书》中便有记载：“李华蛮夷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境外肃清而不得相犯。”
直至宋朝，岭南“南蛮”的标签才逐渐褪去，这既得益于宋朝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也离不开中原人民的迁入带来的文化融合。宋朝以前，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人口数量远超汉族，潮汕本地就有畲族、辽族、侗族、傣族等，潮州凤凰山更是畲族的发祥地与聚居地。随着中原人士的迁入，少数民族与汉族不断融合，最终许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去世。这位宋朝开国皇帝极为重视文化教育，推行“重文轻武”政策，以文人治理国家，并要求子孙不得杀害文人。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文人在宋朝的地位空前提升，这也成为宋朝文化高速发展的关键原因，使宋朝成为中国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之一，为后来潮汕地区人文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继承了宋太祖未竟的统一大业。公元978年四月，宋太宗兵不血刃地消灭了南方的漳泉、吴越两个割据政权，至此，整个南方归入宋朝版图。次年，宋太宗亲自率军征讨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北汉，辽朝派遣数万兵力支援北汉，最终北汉于六月投降。除西夏和契丹建立的辽朝外，宋朝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纳入管辖范围，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此后，宋军乘胜攻打辽朝，试图夺回燕云十六州，却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北伐失利。从此，宋朝陷入了北方战乱不断、南方持续发展的特殊局面。
公元985年闰九月，宋廷颁布诏令，对岭南地区“杀人祭鬼”“不求医”“僧道欺奴”等民俗进行引导教化。以官方力量为支撑，中原文明开始大规模影响潮汕本土文化，中原核心文化迅速在潮汕地区传播、发展、壮大。得益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潮汕地区在之后的千年里，成为保存中原核心文化的重要阵地，为中华文明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火种。
公元986年，宋太宗在平定北汉后雄心不减，趁辽朝新君即位之机，派遣30万大军分三路北伐契丹，最终仍以失败收场。自宋太祖以来，北宋多次北伐辽朝均告失败，这让契丹族入侵北宋的野心愈发膨胀，也加速了中原汉人向潮汕地区南迁的进程，大批中原汉人在随后的岁月里涌入潮汕，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当今潮汕绝大多数人的开基先祖。
公元997年，宋太宗驾崩，其第三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此时，岭南地区的行政单位迎来改革，广南路被划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广西”的名称由此诞生。潮汕地区的行政单位沿袭南汉制度，未做过多调整，隶属于广南东路，而汕尾当时隶属于广南东路惠州。
公元999年，辽朝下诏讨伐北宋，宋军派遣20万官兵应战，双方多次交战，宋军胜少负多。时任首都开封府推官的陈尧佐，因上书直言时弊触怒宋真宗，被贬为潮州通判。到任后，陈尧佐在金山路夫子庙东侧主持修建韩吏部祠，并撰写《招韩文公文》纪念韩愈，这便是韩山书院最早的雏形。陈尧佐十分重视教育，为潮汕培养了林从周、许深、黄成等众多学子，这些人后来大多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同年，潮汕黄姓开基始祖、福建长乐县人黄成来到潮州，结识了潮州通判陈尧佐。陈尧佐在潮州任职不到两年，因政绩卓著被召回朝廷，后来逐渐升任宰相，他在诗篇中提及“海滨邹鲁是朝阳”，让潮汕的文化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
景德元年，辽朝发动大规模入侵，一路烧杀抢掠，长驱直入北宋腹地，宋军节节败退，士气低落。直到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亲临澶州前线，宋军将士才重新振作，士气大振，最终在军民同心协力下成功抵御辽军入侵。然而，宋朝与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向辽朝输送一定数额的岁币为代价，结束了双方40多年的敌对状态。宋辽之间的常年战争，导致大批汉人南下逃亡。此时的潮汕地区虽仍地广人稀，但随着中原人士的陆续迁入，再加上宋朝对文化的大力推广和文教事业的普及，潮汕地区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一批优秀学子开始崭露头角，为宋朝的发展贡献潮汕力量。
公元1010年，潮州人许深参加殿试，名列榜首，被授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之职。许深是潮州许姓开基始祖、福建人许烈的长子，后来历任鄞县知县，饶州、吉州、柳州、建州知州，广西提点刑狱等职，被列为“唐宋潮州八贤”之一，曾与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苏轼等人同为朝中官员。许深的出现，彰显了潮汕人文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其后代子孙相继为北宋王朝效力，不少人在朝廷担任要职，他的曾孙许玉更是得到皇家认可，迎娶了宋太宗的曾孙女德安县主。
乾兴元年二月二十日，宋真宗驾崩，年仅12岁的太子赵祯即位，即宋仁宗。因仁宗年幼，由刘皇后垂帘听政十余年，直至公元1033年，刘太后去世，仁宗才开始亲政。宋仁宗善于用人，不断改革科举制度，宋朝的科技、文化、经济在这一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出自仁宗时期，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在这一阶段得到大力推广和应用。公元1024年1月12日，北宋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正式流通，并成为国家法定货币，宋朝经济社会迎来繁荣发展期，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也随之受益。
景祐二年，潮州人许绅出任江南东路转运使，监管江西、湖南诸路，官至正三品，身着四川紫衣官服，配饰金鱼袋。任职期间，许绅重视地方建设，兴办公益事业，关心农业生产，深受百姓敬仰。公元1036年，许绅之子许因考中第五甲，被任命为大理寺丞，后来官至太子中舍，担任太子的老师，还与司马光、范仲淹以及潮汕同乡吴复古、许深等人成为朝中同事。也是在这一年，范仲淹刚被召回京城一年，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尖锐批评宰相用人制度，再度被贬。
同样在公元1036年，曾归附唐朝的西北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战争，宋军多次战败。这一结果，既源于宋朝“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也与当时的政治腐败密切相关。臃肿的官僚机构、低下的行政效率，使得政府开支庞大，为维持运转，宋廷不断增加赋税名目和税额，加重对百姓的剥削。范仲淹多次上书进言，却始终未能改变现状。农民不堪重负，大量自耕农破产，再加上连年灾荒，社会上出现了众多流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潮汕地区的祖辈先民延续前人的迁徙步伐，继续向南迁移，最终抵达福建。从秦汉到宋代的两千多年里，中原汉人迁入潮汕的进程，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宋代的潮汕，在历史的洪流中完成了文明的蜕变与崛起。中原文化的浸润、人口的迁入、经济的发展、文教的兴盛，共同塑造了潮汕独特的文化风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探寻大历史背景下，北宋时期潮汕地区在社会经济与人文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见证潮汕祖辈如何在宋朝时期于广东地区崭露头角，在经济与人文领域书写属于潮汕的精彩篇章。若您对这段历史有更多补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