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1084 年）深秋的洛阳，独乐园内的 “读书堂” 烛火彻夜未熄。司马光放下手中的毛笔，揉了揉酸痛的手腕，目光落在案上堆叠如山的《资治通鉴》手稿上。这位六十六岁的 “西京留司御史台” 官员，鬓发已全然斑白，却难掩眼中的欣慰。他轻轻抚摸着手稿上 “周纪一” 的字样，想起十九年前与宋英宗奏请编纂通史时的场景 —— 当时他立下誓言，要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从少年时 “砸缸救友” 的聪慧，到中年时 “四任知州” 的务实；从编纂《资治通鉴》的呕心沥血，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据理力争；从晚年 “元祐更化” 的辅政担当，到 “以史为鉴” 的治学传承，司马光用一生的坚守，在北宋波诡云谲的政坛与文坛上，写下了属于 “涑水先生” 的厚重篇章。他的文字里藏着对历史的敬畏，对民生的关怀，更有历经风雨后依然不变的 “守正” 初心，成为北宋士大夫 “以史鉴今” 的精神典范。
少年笃学：陕州才子的 “史心” 初萌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年），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的一个官宦家庭，司马光降生。父亲司马池时任光州光山县令，为人清正廉洁，学识渊博。司马光出生时，司马池已年近四十，老来得子的他对儿子寄予厚望，为其取名 “光”，字 “君实”，希望他 “光明磊落，务实笃行”。
司马光自幼便显露出过人的天赋与独特的品性。六岁时，父亲教他诵读《左传》，他仅用数日便能完整背诵，还能清晰讲解 “郑伯克段于鄢” 的历史典故，让家人惊叹不已。七岁那年，发生了著名的 “砸缸救友” 事件 —— 一群孩童在庭院中玩耍，其中一人不慎掉入大水缸，其他孩子吓得四散而逃，唯有司马光沉着冷静，拿起石块砸破水缸，救出了同伴。此事传开后，当地百姓都称他为 “神童”，还将他的事迹画成图画，在民间广为流传。
少年时期的司马光，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他常常 “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历史典籍，他都反复研读，力求读懂读透。有次他读到《史记・项羽本纪》中 “鸿门宴” 的段落，为项羽 “妇人之仁” 错失天下而惋惜，在书页旁批注：“项羽有勇无谋，不识贤才，虽有霸王之姿，终难成大业。” 这种对历史人物的独到见解，展现出他超越年龄的历史洞察力。
司马池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严格，不仅要求他精读典籍，还注重培养他的品德修养。在司马光十岁那年，司马池带他前往京城，途经一处驿站，驿站官员送给他一个精美的锦囊，司马光婉言谢绝：“父亲教导我，为官当清廉，不可随意接受他人馈赠。” 司马池见状，欣慰地说：“吾儿虽幼，却已懂‘廉’字真谛，日后必成大器。”
宝元元年（1038 年），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名列甲科。按照惯例，新科进士需参加朝廷举办的 “闻喜宴”，并佩戴鲜花以示荣耀。然而，司马光却以 “不喜奢华” 为由，拒绝佩戴鲜花。有人劝他：“这是朝廷惯例，不可违背。” 他却答道：“惯例若不合情理，亦当变通。吾志在治学理政，而非追求表面荣耀。” 这番话，奠定了他一生 “务实守正” 的基调。
地方理政：“以民为本” 的治世实践
考中进士后，司马光被授予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然而，此时父亲司马池调任杭州知州，司马光为照顾父亲，主动请求调任苏州判官，以便就近侍奉。在苏州任上，他深入民间调研，发现当地百姓因 “苛捐杂税繁重” 而生活困苦，便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苏州的赋税。他在奏疏中写道：“百姓乃国家之本，若百姓困苦，则国家根基不稳。望陛下体恤民情，轻徭薄赋，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康定元年（1040 年），司马光调任签书武成军判官。当时西夏李元昊叛乱，北宋边境战事频繁，朝廷为筹集军费，向地方加征赋税，武成军（今河南滑县）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司马光到任后，一方面安抚百姓，承诺 “必向上级陈情，减免赋税”；另一方面严格核查军队开支，削减不必要的费用，将节省的钱财用于赈济灾民。他还组织百姓加固城防，训练乡兵，防备西夏军队入侵。在他的努力下，武成军的局势逐渐稳定，逃亡的百姓纷纷返回故里。
庆历四年（1044 年），司马光调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后又任馆阁校勘，负责整理皇家典籍。在馆阁任职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阅读宫廷珍藏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对战国时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发现当时流传的历史书籍 “体例混乱，记载简略”，便萌生了 “编纂一部系统通史” 的想法，为后来编纂《资治通鉴》埋下了伏笔。
嘉祐六年（1061 年），司马光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弹劾不法官员。他上任后，多次上书弹劾贪官污吏，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张方平利用职务之便，低价购买百姓房产，司马光在奏疏中详细列举了张方平的罪状，指出 “张方平身为朝廷大臣，却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若不严惩，恐败坏朝纲”。最终，张方平被罢官，百姓拍手称快。
在谏院任上，司马光还十分关注民生疾苦。当时北宋 “三冗” 问题日益严重，百姓赋税繁重，司马光多次上书，提出 “裁汰冗官、精简军队、减轻赋税” 的改革建议。他在《论财利疏》中写道：“当今朝廷财用匮乏，并非百姓贫困，而是官吏贪腐、浪费严重。若能整顿吏治，节省开支，则财用自足，百姓自安。” 这些建议虽未被当时的朝廷完全采纳，却展现出他 “以民为本” 的治世理念。
编纂《资治通鉴》：“以史为鉴” 的千年工程
治平元年（1064 年），司马光将自己编纂的《通志》八卷（记载战国至秦代历史）呈给宋英宗。英宗读后，对这部书的体例和内容十分赞赏，下令设立 “书局”，让司马光继续编纂通史，并允许他自行选择助手，取用宫廷藏书。司马光欣喜若狂，当即推荐刘攽、刘恕、范祖禹等精通历史的学者参与编纂，一场历时十九年的 “修史工程” 就此拉开序幕。
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异常艰辛。司马光为确保史料的准确性，广泛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包括正史、野史、传记、碑刻等，共计三百余种。他对每一条史料都进行严格考证，辨别真伪，然后再进行整理编纂。例如，在记载 “商鞅变法” 时，他不仅参考了《史记・商君列传》，还查阅了《战国策》《商君书》等典籍，甚至参考了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反复分析和思考，才最终确定了 “商鞅变法” 的历史记载。
为了提高编纂效率，司马光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流程：首先由助手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他们将搜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考证，写成 “长编”（初稿）；然后由司马光对 “长编” 进行删削、修改、润色，最终形成定稿。司马光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常常为了一个历史细节，与助手们争论不休。有次在记载 “安史之乱” 时，刘恕认为 “安禄山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唐玄宗晚年昏庸”，司马光却认为 “除了唐玄宗昏庸，藩镇势力过大也是重要原因”，两人为此争论了数日，最终通过查阅更多史料，达成了共识。
治平四年（1067 年），宋神宗即位。神宗对《资治通鉴》的编纂十分重视，亲自为这部书撰写序言，并赐名 “资治通鉴”，寓意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神宗还将自己的御书堂 “迩英殿” 借给司马光作为书局，方便他查阅宫廷藏书。在神宗的支持下，《资治通鉴》的编纂进度大大加快。
然而，编纂工作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司马光因反对变法，与王安石产生矛盾，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洛阳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司马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治通鉴》的编纂中。他在洛阳修建了 “独乐园”，作为书局的所在地，园内的 “读书堂”“藏书阁”“浇花亭” 等建筑，都是他与助手们编纂史书、讨论学问的地方。
在洛阳期间，司马光的生活十分简朴。他每天清晨便来到 “读书堂”，开始编纂工作，直到深夜才休息，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编纂《资治通鉴》，只为‘以史为鉴，裨益治国’，虽辛苦，却乐在其中。” 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常 “日食一粥一饭，不饮酒，不食肉”，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元丰七年（1084 年），《资治通鉴》终于编纂完成。这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将《资治通鉴》呈给宋神宗时，神宗激动地说：“这部书详细记载了历代兴亡得失，为朕治国提供了重要借鉴，先生之功，不可磨灭！”
反对变法：“稳健守正” 的政治操守
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司马光因与王安石在改革理念上存在分歧，成为反对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司马光认为，变法应该 “稳健渐进，注重实效”，而王安石的变法措施 “过于激进，脱离实际”，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在 “青苗法” 问题上，司马光与王安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王安石认为，“青苗法” 可以帮助贫民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司马光却认为，“青苗法” 在推行过程中，容易被地方官员滥用，强制贫民借贷，加重百姓负担。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青苗法看似利民，实则害民。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强制贫民借贷，收取高额利息，若贫民无法偿还，便会被迫卖田卖屋，最终流离失所。”
在 “免役法” 问题上，司马光也提出了反对意见。王安石认为，“免役法” 可以让百姓通过缴纳 “免役钱” 免除劳役，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司马光却认为，“免役法” 加重了贫民的负担，尤其是 “助役钱” 的征收，让贫民雪上加霜。他在朝堂上与王安石争论道：“贫民本就生活困苦，如今又要缴纳免役钱、助役钱，他们如何承受？陛下若推行此法，恐会失去民心。”
尽管司马光多次上书反对变法，却未能改变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态度。熙宁三年（1070 年），司马光主动请求辞去枢密副使的职务，前往洛阳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在洛阳期间，他虽然远离朝堂，却仍关注变法的推行情况。当他得知 “青苗法”“免役法” 等变法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出现 “强制借贷”“贪官污吏趁机盘剥” 等问题时，心急如焚，多次写信给王安石，希望他能调整变法措施，却遭到王安石的拒绝。
熙宁七年（1074 年），北方大旱，流民四起，保守派趁机将旱灾归咎于变法，绘制《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司马光也上书神宗，请求废除新法，他在奏疏中写道：“如今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皆因新法扰民。望陛下废除新法，恢复旧制，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神宗受到震动，对变法产生动摇，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之职。
然而，熙宁八年（1075 年），王安石再次被召回京城任宰相，继续推行变法。司马光深知自己无法改变局势，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治通鉴》的编纂中，不再参与朝政。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虽反对变法，却无力改变，唯有编纂史书，以史为鉴，盼后世君主能从中吸取教训。”
元祐更化：晚年辅政的 “守正” 担当
元丰八年（1085 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素来反对变法，便召司马光回朝任门下侍郎（副宰相），主持朝政。此时的司马光已六十七岁，身体虚弱，却仍毅然接受任命，他在给高太后的奏疏中写道：“臣虽年迈，却愿为国家效力，尽己所能，恢复祖宗旧制，安抚百姓。”
司马光回朝后，首先着手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他认为，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导致社会动荡，必须尽快废除。元祐元年（1086 年），司马光首先废除了 “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 等争议较大的新法，恢复了旧有的赋税制度和劳役制度。他还整顿吏治，严惩了一批在推行新法过程中贪赃枉法的官员，缓解了社会矛盾。
在废除新法的同时，司马光也注重民生改善。他下令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减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加强边防建设，整顿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防备西夏和辽的入侵。他在给宋哲宗的奏疏中写道：“陛下当以民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然而，司马光的 “元祐更化” 也遭到了部分官员的反对。一些官员认为，司马光 “全盘废除新法” 的做法过于激进，应该 “保留新法中利民的部分”。例如，苏轼、苏辙兄弟便认为，“免役法” 虽然存在问题，但 “让百姓缴纳免役钱免除劳役” 的理念是合理的，应该进行调整，而非全盘废除。司马光却认为，新法已经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必须尽快废除，再重新制定新的政策。尽管存在分歧，司马光仍坚持自己的主张，推动 “元祐更化” 的深入开展。
元祐元年（1086 年）九月，司马光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汴京，享年六十八岁。临终前，他仍牵挂着朝政，对身边的人说：“吾未能完成恢复祖宗旧制、安抚百姓的心愿，实在遗憾…… 望陛下能继续推行利民政策，使国家长治久安。”
司马光的死讯传开后，举国悲痛。高太后下令辍朝三日，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 “文正”。百姓们自发地在街头巷尾设置灵堂，悼念这位 “以民为本” 的好官。苏轼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写道：“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至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 高度概括了司马光的一生。
千年传承：“以史为鉴” 的精神遗产
司马光的精神遗产，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操守，更在于他用一生践行的 “以史为鉴、守正为民” 的价值追求 —— 这种追求，早已超越了北宋的时代局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编纂《资治通鉴》的初心，从不只是 “记录历史”，而是 “为治国者提供镜鉴”。书中每一段对 “兴衰治乱” 的评述，每一处对 “贤臣佞臣” 的褒贬，都藏着他对 “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的深层思考。南宋朱熹为《资治通鉴纲目》作注时，曾感慨 “温公著书，非为史家之业，实为政治家之谋”；明代张居正辅政时，更是将《资治通鉴》作为万历皇帝的启蒙教材，亲自撰写《通鉴直解》，希望借司马光的历史智慧，为明朝开创 “中兴之局”；即便是近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仍每日研读《资治通鉴》，认为 “此书所载，皆先朝治乱兴衰之迹，可为今日治国之法”。一部史书能跨越千年，持续影响历代治国者，正是因为它承载的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 “以民为本” 的治世初心。
而他 “稳健守正” 的政治理念，也并非后世误解的 “保守”，而是对 “改革本质” 的深刻认知。司马光反对的从来不是 “变革” 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中 “脱离民生实际、急于求成” 的弊端。他始终认为，任何改革都应 “先察民情，再定对策”，若为了 “富国强兵” 而牺牲百姓利益，便是 “舍本逐末”。这种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民” 的操守，在后世也得到了呼应：明代海瑞推行改革时，坚持 “不扰民生、循序渐进”，正是对司马光理念的延续；清代于成龙在地方理政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也与司马光 “以民为本” 的主张一脉相承。历史证明，真正的改革，从来不是 “破旧立新” 的激进狂欢，而是 “守正创新” 的务实担当 —— 这正是司马光留给后世改革者的重要启示。
在个人品德层面，司马光 “恭俭正直” 的形象，更成为中国人修身立德的典范。他一生清廉，虽官至宰相，却 “食不重肉、衣不重彩”，晚年居洛阳时，居所简陋，仅能遮蔽风雨，友人劝他修缮，他却笑道：“吾身安即可，何必追求奢华？” 他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子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不仅是对家族后代的期许，更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 “家训范本”。时至今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的箴言，仍在提醒着人们坚守朴素本心，远离浮华诱惑。
如今，在山西夏县的司马光故里，“司马温公祠” 内的松柏依然苍翠，祠堂内陈列的《资治通鉴》手稿复刻本，吸引着无数人驻足研读；在河南洛阳的独乐园遗址，人们仍能想象出当年司马光与助手们灯下编书的场景。这些遗迹，不仅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 “以史鉴今、守正为民” 精神的传承。
司马光的一生，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既有 “编纂《资治通鉴》” 的宏大叙事，也有 “砸缸救友”“拒戴鲜花” 的细腻细节。他或许没有王安石 “天变不足畏” 的激进魄力，却有着 “一生坚守初心” 的沉稳力量；他或许未能实现 “让北宋长治久安” 的理想，却用自己的学识与品德，为后世留下了比 “变法成功” 更珍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资治通鉴》中写下的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种 “以历史为镜、以民生为念” 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指引着我们如何在 “变革” 中坚守初心，在 “发展” 中不忘根本 —— 这，便是涑水先生留给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