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学习画画，喜欢艺术，但在这个不注重艺术的时代，我注定贫困潦倒。

我在各地流浪，来到一座城市后，就住在桥洞里。

铺着简单的铺盖棉被，作为自己的鸟窝。

每天在街边给人画肖像，勉强维持生计。

一位总路过我摊位的大婶，后来却不再匆匆而过。

她开始驻足，安静地看我作画。

直到某天，她轻声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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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后，就住在西区高架桥下的桥洞里。几块硬纸板垫底，铺着那床从老家带出来、早已看不出原本颜色的铺盖棉被，蜷在里面，当作自己的鸟窝。桥洞阴冷，潮湿的气味常年不散，头顶是车辆驶过轰隆不绝的雷鸣，但我告诉自己，这里是暂时的巢，能遮风，勉强能挡雨，就够了。

生存的绳索，系在那一小盒炭笔和那叠最廉价的速写纸上。每天，我在离桥洞不远、稍微繁华一点的街角摆摊，身前放一张硬纸板，上面用炭笔写着：“肖像画，十元一张。”字迹被雨水淋过，又被日头晒过，模糊而谦卑。来往的人很多，大多匆匆而过，偶尔有几双鞋停下，主人带着或好奇或怜悯的神色，坐下来，给我十块钱，让我把他们固定在纸上。我画得很快，尽量捕捉特征，忽略那些因为生活不易而早早刻上的细纹。十块钱，刚好够我买几个馒头，一包榨菜，偶尔，能犒赏自己一罐最便宜的啤酒。

她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起初，她只是那些匆匆鞋子中的一双——一双洗得发白、但很干净的深蓝色布鞋。她总在固定的时间出现，下午三四点的样子，手里通常拎着个布袋子，装着些蔬菜，穿过步行街，走向另一头的老居民区。经过我的小摊时，她从不侧目，步伐和其他人一样快。

后来，不知从哪天起，那双深蓝色布鞋停下的次数多了起来。先是远远地站一会儿，然后，距离一点点拉近。她是一个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的大婶，身材微胖，穿着朴素的灰色外套和深色裤子，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一丝不苟的髻，面容普通，是那种扔进人海立刻会消失的长相，只有一双眼睛，沉静得像乡下的湖水。

她看我画画时很安静，不像有些人会指指点点，“这里画得像一点”、“眼睛能不能画大些”。她只是看着，看着炭笔在纸上划过，留下深浅不一的线条，勾勒出陌生的五官。她的目光没有评判，更像是一种……专注的阅读，在读一本她感兴趣却暂时无法完全理解的书。有时，我会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笔下一滑，线条就乱了，只好用橡皮狠狠擦去。她那时会微微动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有一次，一个挑剔的年轻女孩对我的画不满，嫌把她画丑了，扔下五块钱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捏着那五块钱，看着画纸上女孩扭曲的、带着怒气的脸，胸口堵得厉害。一抬头，看见她就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我。那眼神里没有同情，没有看热闹的意味，反而有一种了然的平静，仿佛在说：“看，生活就是这样。”那一刻，莫名的狼狈和羞耻感涌上来，我猛地低下头，收摊回了桥洞。

那天之后，她停留的时间更长了。有时会在我暂时没有顾客时，站在旁边看我钉在简陋画板上的几张风景速写——那是我在清晨或深夜，画这座城市苏醒与沉睡的样子。她看得很仔细，目光抚过冰冷的钢筋水泥，也抚过桥洞外一株顽强生长的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