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口罩让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Statsepidemiolog)这个职位为瑞典民众乃至世界人民所熟悉,华人朋友们更是亲切的把当年的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学家Anders Tegnell称为“安国师”。
如今,口罩已经结束,安国师也已经功成身退,瑞典公共卫生局局长也卸任了。后来一个叫Anders Lindblom医生接任了国师之位,再后来一个叫Magnus Gisslén的传染病医生和教授成了新国师。公共卫生局局长之位由Olivia Wigzell接任。她本人没有任何医学背景,但是瑞典皇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前院长Hans Wigzell和瑞典卫生局(Socialstyrelsen)前局长Kerstin Wigzell的女儿。她本人在担任公共卫生局局长之前也担任过卫生局局长。
由于这几年也没有出口罩那样的大疫情,新国师 Magnus Gisslén 的媒体曝光度就远低于他的前任,一直比较默默无闻。然而,两天前,他突然在媒体高调宣布辞职,并且宣称要每天发布一个短视频批判瑞典公共卫生局的领导层如何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和科学素养。
事件发酵了两天之后,国师 Magnus Gisslén和公共卫生局领导层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一切都是因为扁桃体炎。
扁桃体炎是一种很常见的病,一般会引起咽喉剧痛、吞咽困难、发热、扁桃体肿大、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绝大多数的扁桃体炎都是病毒感染引起的,也就是说吃抗生素是没用的。有一部分扁桃体炎是细菌引起的,而A型链球菌(GAS)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可能引起扁桃体炎的细菌。
A型链球菌往往寄居在人的皮肤和咽喉,很多人常年携带它而什么事都没有,但它也可以引起扁桃体炎、皮疹、猩红热之类的疾病。 A型链球菌引起的 扁桃体炎用抗生素治疗就会立刻好转,但即使不用抗生素不治疗也大多数的时候可以自愈。出现扁桃体炎的症状之后,去医院做一个简单的咽喉拭子测试(Strep-A),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知道是不是存在 A型链球菌感染。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A型链球菌会引起严重的败血症,所谓的侵袭性A型链球菌(iGAS)感染。这种情况虽然依然很罕见,但口罩之后发病率比口罩之前高出了不少。早在2022年的时候,北欧模式就发过一篇文章,讲了侵袭性A型链球菌感染的发病率上升,夺走多名儿童性命的事情()。
侵袭性A型链球菌不仅会夺走儿童的性命,也可以夺走成人的性命。
今年3月份的时候,28岁的Sanna仅仅再有几个星期就要生产了,却突然嗓子疼。她觉得自己应该是得了扁桃体炎了。她给自己的社区医院(Vårdcentral)打电话,当护士问她是否有发烧的时候,她回答不清楚。护士认为她不需要来医院做咽喉拭子测试,就在家呆着吃退烧止疼药扑热息痛(Alvedon)喝蜂蜜水就好了,并告诉她如果病情没有好转的话,可以再打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Sanna感觉似乎有好转,还跟大女儿Livia一起踢球。但突然一天晚上,她发起了高烧,没有食欲,呕吐,还肚子疼。她以为自己要生了,就给生产医院打电话。助产士让她来医院检查。然而到了产科之后,助产士却发现在Sanna的肚子上根本听不到胎心,胎儿已经死在腹中了。同时医生认为Sanna的病情已经发展成了败血症(),给了她抗生素治疗。
产下一个死胎之后,Sanna的眼神空洞。她和孩子爸爸给孩子的名字都早已经想好了,叫Alicia。助产士以为她只是因为胎儿死亡造成的精神打击太大才这样,却不想Sanna和孩子的父亲一起抱头痛哭的时候,突然喊疼,还说她感觉不到自己的腿了。产科的医护立刻就把Sanna推去了重症监护室,连让孩子的父亲跟她道别的时间都没有留。
当Sanna到达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她的鼻子和耳朵都已经青紫发黑了,全身的皮肤上也都出现了青紫斑。医生在她身上摸不到脉搏。她非常疲惫、虚弱,但仍能讲话。血液检验的结果显示A组链球菌阳性。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加强了她的抗生素治疗,不过一切的抢救都是徒劳的。进了重症监护室之后仅仅过了不到4小时时间,Sanna就离开了人世。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口罩之后这种严重的 侵袭性A型链球菌变多了。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携带A型链球菌而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有的人却会因为A型链球菌得严重的败血症,甚至丢掉性命。国师Magnus Gisslén表示:“比如高龄、免疫力低下、糖尿病以及其他疾病,这些因素都会增加风险。但即使是完全健康的人,也可能会发生严重感染,无论年龄。”
为了减少侵袭性A型链球菌感染,瑞典公共卫生局在2024年6月发布了新的建议,建议各个社区医院降低扁桃体炎的时候做咽喉拭子测试(Strep-A)的门槛,通过增加检测量来发现更多的A型链球菌感染。发现了之后用抗生素进行治疗,这样就可以减少整个社会上的A型链球菌的感染人数,这样侵袭性A型链球菌感染也就会减少了。国师Magnus Gisslén说:”我们知道,开始抗生素治疗后仅仅一到两天时间后,A型链球菌的传染性就会大幅下降。“
瑞典地医疗体系一直是根据所谓地Centor标准来决定给谁做咽喉拭子检测(Strep-A)。要进行检测必须满足四项标准中的三项:体温 ≥ 38.5°C;下颌角淋巴结压痛且肿大;扁桃体有白色覆盖物(对于3-6岁的儿童,只要扁桃体红肿即可计分);无咳嗽。而公共卫生局发布的新建议是即使满足的标准少于三项,也可能被认为有检测的必要。
增加检测量的建议是国师Magnus Gisslén带头撰写的。这个建议本身并不奇怪,很多发现侵袭性A型链球菌感染率上升的欧洲国家都出台了类似的建议。但仅仅一个月之后,瑞典公共卫生局就撤回了这个建议。是公共卫生局的一名没有医学背景的高层领导撤回的。
国师Magnus Gisslén认为自己增加检测量的建议被撤回的原因是公共卫生局的高层领导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不愿意得罪Strama。
Strama成立于1995年,全称是Strategigruppen för rationell a
ntibiotikaanvändning och minskad antibiotikaresistens,翻译成中文是“合理使用抗生素与减少抗生素耐药性的战略小组”。
抗生素耐药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细菌对抗生素耐药了,细菌感染就会变得更难甚至无法治愈。它被称为“无声的流行病”。 据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估算,到2050年,如果抗生素耐药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能有多达4000万人因抗生素耐药性而死亡。而 我们日常使用的抗生素越多,细菌的耐药性增长就会越快。不负责任的滥用抗生素是抗生素耐药性加快的罪魁祸首。
为了减少抗生素滥用,瑞典成立了Strama。Strama的主席,感染科医生 Thomas Tängdén自豪地说:“瑞典是欧洲开抗生素处方最少的国家之一。Strama的治疗建议使瑞典的抗生素处方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减少了一半,这也使得我们相比其他国家拥有更有利的细菌耐药形势。”
然而,如果瑞典的医院和医生开始根据国师Magnus Gisslén带头撰写的新建议增加咽喉拭子的检测量,发现更多的A型链球菌感染,就必然会开出更多的抗生素处方。这与Strama减少抗生素处方的目标就背道而驰了。
记者问:“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几乎无所作为时,为什么瑞典一定要成为“班上最优秀”的那一个?”
Thomas Tängdén回答:“原因和我们必须治理气候问题是一样的。如果像我们这样拥有资源和知识的国家都不去做,那还有谁会去做呢?总得有人给大家带头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