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一男子因在家庭开支中严格与妻子实行“AA制”引发热议，包括孩子的学费、妻子看病的钱，都是一人一半，妻子如果一时无力支付，要给丈夫打欠条。
这位妻子说“心痛到无法呼吸”。
如果我们跳出对此事简单的道德评判，去探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会发现这个丈夫的行为，远非“抠门”或是“算计”所能概括的。
更像是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当代部分男性在角色期待与现实压力下的内心挣扎。
历史上的“产翁习俗”与男人的自卑情结
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对偶婚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中国家庭的历史起点。
当时原始农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耕作种植主要是妇女的工作，男子主要是出去狩猎。
狩猎的收获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稳定，男子仍处于从属地位。
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的说法，家庭里通常是女方支配一切，丈夫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农业日益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丈夫体格健壮的优势得以显现，逐渐替代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家庭地位也随之上升。
在父权制家庭的确立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男人们在抬高自己地位方面费尽了心机。
其中较突出的现象就是“产翁习俗”。
那会还不具备父母结合方能生儿育女的相关知识，女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还有哺乳功能，男人就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直到唐宋，还在某些落后地区出现过这方面的记载。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男人的原始底色。
在坚硬的铠甲下，他们时常处于焦虑之中，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自从男人经过“努力”成为家庭的主角，几千年来来社会对他们的角色期待，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顶梁柱”、“坚忍不拔的父亲”、“家庭供养者”，逐渐内化为他们内心的价值表尺。
当现实无法匹配这种期待时，会催生他们内心强烈的挫败感与无能感，成为另一类自卑情结的温床。
情感表达的桎梏，使他们缺乏表达脆弱、不安和压力的渠道。
当经济压力和对亲密关系的掌控出现危机时，潜意识里会出现一种“攻击性退缩”的防御机制，用看似强势的家庭费用“AA制”，来模糊内心退缩与逃避。
这个丈夫曾说过“怕以后离婚说不清”，体现了他内心对关系稳定性的深层恐惧和不信任。
“不婚主义”浪潮下，经济压力如何影响男性的婚恋选择
当前社会，持“不婚主义”的男性持续增多，许多人公开表示“没钱就不结婚”。
在高房价、高育儿成本、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组建家庭的经济门槛被无限抬高。
对于许多普通男性来说，这不是奋斗的目标，而是无法逾越的大山。
其实一部分男性的“不婚”，并不是缺乏责任感，而是将责任感异化了，认为无法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就是不负责任。
这位广东丈夫，可以看作是以这种心态走入婚姻的极端案例。
他将“我可能会无法负责”的预设，演变成了“我们谁也别负全责”的荒唐。
荒谬的迷思———当“公平”凌驾于爱与责任之上
婚姻是“命运共同体”，而不是“有限责任公司”，本质上是爱与责任的结合，在于无条件的分担与共享。
在婚姻中追求这种“经济上的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
完全忽视了女性在生育、哺乳、育儿过程中付出的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生理代价、职业牺牲与情感劳动。
这种做法还消解了丈夫和父亲的家庭角色和责任，它将本应一体承担的风雨，切割成一块一块的隔间，让家庭失去其最重要的抵御风险的功能。
“AA制”丈夫是可悲的，但并不可恨。
这是特定时代压力下，男性内心困境的一个投射。
而真正的男性气概，在于有勇气直面困境，坦诚沟通，共同承担，在彼此的扶持中，构建真正平等、有韧性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