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人们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而当算法“投喂”越来越多类似的信息时，人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也必将越来越同质化，从而侵蚀人的判断力。
这样的信息茧房不单单在互联网时代存在，实际上，远在互联网社会之前，人们就受到了信息茧房的控制。在这其中，专制帝王几乎必然生活在“信息茧房”中。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到道光帝误以为鸡蛋是奢侈品，无不如此。
尽管，专制王朝从来就有一套信息上报系统。然而，在这套系统中，专制者的喜好决定了下面的人“投喂什么信息”“从那个角度投喂”“什么时候投喂”……以此带来的，必然是信息的扭曲。
袁世凯称帝，从“万民拥戴”到“众叛亲离”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在这场闹剧中，袁世凯在层层粉饰、阿谀奉承与自我催眠中，逐渐埋葬判断力，最终走向孤家寡人、众叛亲离。
1912年，袁世凯因逼退清帝，被世人称为“结束帝制、开启共和”的关键人物，也成功从孙中山手中取得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然而，短短三年后，袁世凯竟悍然宣布恢复帝制，自封“中华帝国皇帝”。这一举动，震惊全国。
不过，袁世凯的称帝并非一夜之间的“疯狂”，而是一步步在信息茧房中被“喂养”出来的。
伪《顺天时报》：一场长达数月的“新闻骗局”
“前门大街百姓自发设香案，祈求大总统登基，以安天下”“山东各县父老联名上书：共和三年，盗贼蜂起，非君主不能定乱”……
1915年，《顺天时报》的报道，总能让袁世凯的心头泛起涟漪。这份由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虽为日本的官方喉舌，却也算当时相对客观的时政媒体。1910年代，该报一度成为了中国北方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是袁世凯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然而，袁世凯所不知道的，1915年前后，自己所阅读的《顺天时报》早已被自己的长子袁克定“偷梁换柱”，替换成了其心腹文人所编造的“特供版”《顺天时报》。在这份专门为袁世凯所“量身定制”的报纸中，除了报头、日期、版式、字体等与真正刊发的报纸一样，内容几乎全是“全国拥戴帝制”的虚假新闻。深居中南海的袁世凯由于尿毒症及失眠的困扰，行动受限。其对外界的了解，几乎完全依赖每日呈送的报纸与幕僚汇报。
而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长子，一心希望父亲称帝，好让自己成为“皇太子”。他知道，若让袁世凯看到反对帝制的汹汹舆论，计划必败。这也是他所以决定为袁世凯打造一个“信息茧房”的重要原因。
袁克定的操作，很快就见到了成效。袁世凯对全国拥戴帝制的报道信以为真，常指着报纸对幕僚说：“你看，民心如此，我岂能违天？”
然而，假的终究是假的。一天，侍女在外面给袁静雪（袁世凯之女）买回来一大包五香酥蚕豆，用的是整张《顺天时报》包装。袁静雪偶然之间看到上面的新闻，竟然是反对帝制的论调。随后，袁静雪告诉了袁世凯。这时距离袁世凯称帝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了……据说，袁世凯闻言，如遭雷击，半晌无言，只说：“克定，误我！”
筹安会的请愿书：被制造的“民意”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1915年，就在《顺天时报》上演”万民拥戴“戏码的同时，参政院参政杨度也将自己的《君宪救国论》呈现给了袁世凯。杨度此举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并亲自为杨度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于是，自此之后，杨度为首的“六君子”，开始为袁世凯的帝制“民意”造势。1915年，杨度与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起组织筹安会，名义是“研究国体问题”，实则为袁世凯称帝鼓吹。
六人中，杨度中过举人，当过满清四品官，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好友，曾参与了晚清变法。其后，杨度留学日本，精通宪政，原为君主立宪派，后彻底倒向袁世凯。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为或为同盟会元老骨干，或为光复会将领，他们有的命参与过辛亥革命，有的直接参与武昌起义。而严复为中国近代启蒙第一人，影响更是不可小觑。刘师培作为国学大师，曾章太炎的昔日好友。六人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声称“共和不适国情，君主乃救国良方”。
随后，“大喜过望”的袁世凯挥毫拨款10万元作为筹安会活动经费，并租用北京石驸马大街会所。
筹安会各省设立分会，他们雇用写手，组织“民意代表团”，在新华门前跪呈“请愿书”。这些戏码和今日电视剧中的演绎大体类似：如有山东“农民代表”手持粗布请愿书，有云南“商会代表”请愿书……靠着杨度等人的运作，筹安会三个月内收集"请愿书"20余万份。这些“民意”被汇总成《全国请愿联合会报告书》，呈送参政院，成为“国民公意”的“铁证”。此时的袁世凯完全沉静在杨度等人虚构的民意拥戴幻想之中，已经分不清，全国上下是否真的支持自己“倒行逆施”。
而杨度等人的作为很快就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好友梁启超一度将杨度视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其他的筹安会成员也开始撇清自己。如严复虽在文件上签字，并未参与活动。他对友人说：“吾签字，非真心也，杨度强之，且言利害。然吾知此举必败。”而刘师培则是因为接受袁世凯每月500银元津贴才参与其中。其妻直言：“吾家贫，不得不受此金。”
地方“劝进电”背后：交易与表演
如果说，袁克定的《顺天时报》与杨度制造的民意假象，让精明的袁世凯即便深陷“信息茧房”却并未完全损害其判断力的话，那么，对持有武力的自信则让袁世凯走向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信息茧房”——武力可以解决一切不顺从。
1915年，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将领段芝贵、倪嗣冲等公开通电"非君主不能统一"。于是，全国各省军政长官纷纷发电袁世凯“劝进”。在这样的电文中，军政长官们的用词高度统一，如“天命攸归”“万姓仰望”。
山西阎锡山在一天之内连发七封劝进电，内容极尽吹捧，如“大总统功德巍巍，如日月经天”“万民翘首，待登大宝”。而私底下，阎锡山却对幕僚说：“多发电，以示忠诚；少出兵，以保实力。”
阎锡山甚至将父亲阎书堂送至北京为质，同时安排袁世凯亲信金永担任山西巡按使。这种"双保险"策略确保其劝进行为不会引发实质性政治风险。之后，阎锡山获得了袁世凯承诺的200万两"建设专款"中的50万两优先支配权，用于扩充晋军装备。而当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时，阎锡山立即撤回劝进电文，转而通电"拥护共和"。
冯国璋是北洋元老，袁世凯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他起初犹豫，未发电劝进。袁克定派人催促，他叹道：“项城若称帝，北洋必分崩离析。”但仍被迫发出一电，只是措辞含糊：“愿大总统慎思国本，顺应天心。”
此后，他秘密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广西陆荣廷，组成“五将军密约”，约定一旦袁称帝，便联合逼宫。
在云南，唐继尧是蔡锷盟友，早有反袁之心。但为麻痹袁世凯，他先发一电：“滇省士民，愿拥真主。”袁世凯大喜，赏银10万。可就在袁宣布称帝后第三天，唐继尧与蔡锷在昆明五华山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背共和、叛民国、欺民意、结外寇”等十大罪状。
然而，不管地方军政长官是否真心希望袁世凯称帝，在1915年12月的表决中，1900多名“国民代表”在各省将军监督下仍然全票通过君主立宪。
帝王梦的崩溃：从“万岁”到“叛贼”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此时，全国已烽烟四起：蔡锷率护国军攻入四川，与北洋军激战于纳溪、泸州。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率军北上。梁启超亲赴广西，助陆荣廷起草讨袁宣言。上海《申报》每日头版刊登“讨袁战报”，地图上红色区域逐日扩大。
在风起云涌的反对声浪中，袁世凯终于意识到大势已去。1916年3月22日，他发布《撤销帝制令》，称：“本大总统于本月一日，既已宣告施行帝位。惟当时征求意见，未及周遍；施行以后，又值西南变起……现决定撤销帝制，仍以大总统身份继续任职。”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唾弃声中病逝。
袁世凯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因为即便他去世，他调教的北洋军也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
同时，袁世凯的失败，也不是政治治理的失败，即便他登基为帝，辅助他的也仍然是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官僚系统。
袁世凯的失败，败在自我的认知，也败在长期以往的“信息茧房”对其判断力的侵蚀。
他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万民拥戴”“天下归心”“历史必然”，要么是伪造的报纸，要么是临时雇佣的演员，亦或者无良文人包装的谎言。而袁世凯居然信以为真。他不是没有判断力，只是那“贼心不死”的帝王梦，推动着袁世凯自动过滤对此不利的信息，埋葬他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