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有人说科举制度是一条奔涌千年的泄洪口，它让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和大一统。这样一道阳谋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又有人说它是给读书人“去势”的最狠一刀。
高中语文课本收录了一篇名为《石崇与王恺争豪》的文章。
某一天，晋武帝司马炎送给王恺一棵二尺高的珊瑚树，在当时，这可是稀世珍品。王恺虚荣心作祟，把珊瑚树拿给朋友石崇看，有好东西，当然得炫耀一下。
谁承想，这石崇看完二话没说，抄起一把铁如意，把珊瑚树敲了个粉碎。
这还得了，王恺见状当场发火，认为石崇这是羡慕嫉妒恨。眼看王恺要撕破脸皮了，石崇倒是云淡风轻地说，你先别发火，我这就赔给你。
说完就让下人搬出家里的珊瑚树。王恺看到后眼睛都直了，这些珊瑚树不但更好看，而且大部分都有三尺、四尺高，两相对比，王恺那棵珊瑚树简直拿不出手。
这个故事出自南朝文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内容未必真实，但它却精准映射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奢靡。
故事中的石崇、王恺正是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先说石崇吧，他是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儿子，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散骑郎，后来又受封为城阳太守、安阳乡侯。王恺的出身更是高贵，他爷爷是曹魏司徒王朗，父亲是卫将军王肃。王恺的姐姐早年嫁给司马昭，当上正宫皇后。王恺摇身一变成了国舅爷，官至后军将军。
门阀，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大富大贵的名门望族”，也就是后世常说的“士族阶层”。它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汉，东汉末年士族阶层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有人说，门阀士族直接主导了魏晋南北朝这360多年的乱世格局。
比如著名的琅琊王氏就一度主宰国家朝局。
西汉时期，王姓一族迁移至山东琅琊。此后，琅琊王氏一点点壮大，到东晋时期，它已经成为超级门阀家族。在这分裂乱世中，琅琊王氏族人中出现了50多位宰相、30多位皇后。都说铁打的江山，流水的皇帝。实际上，琅琊王氏在300多年乱世中也是铁打的名门望族。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所有政权中，琅琊王氏都有出仕为官的记录，其中仅五品以上官员，琅琊王氏就占了十分之一，其他小官小吏就更不用说了。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东晋开国元勋王导、王敦兄弟，都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
门阀士族，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圈子，借由家族的力量，门阀垄断国家权力、民间经济甚至文化。以家族子弟、门生故吏为核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浓缩成了一个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内部堡垒。在其垄断下，普通人完全没有阶级跃迁的机会。这也直接导致了士族与庶族的冲突。
所谓庶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平头老百姓，而是指那些饱读诗书，家世一般的小地主家族。当时叫寒门子弟，说是寒门，他们并不穷，只是跟王谢这些名门望族相比逊色不少。
门阀士族阻断了一切上升渠道，庶族不断叫板，士族全力打压，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多因此而来。它不但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导致中原大地一片糜烂。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将魏晋南北朝视作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这很难说不是门阀制度的恶果。
那么问题来了，门阀士族是如何实现这种全方位垄断的呢？下一节我们接着讲。
1.科举出现之前的纳贤手段
权力滋生垄断，垄断反哺权力，这便是门阀士族能够掌控300余年乱世的密码。门阀士族的权力垄断非一日之寒，它之所以能粉墨登场，与特定的历史情境脱不开关系。
古代中国的权力分配体系一直在不断演化。西周以分封治天下，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诸侯国自成一脉。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由贵族垄断。官职和土地由贵族家族世代继承。简单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你爹是当官的，你生下来也能当官。这便是“世卿世禄制”，这一制度下，每个人从出生那刻起，命运就已经注定。生在诸侯之家，哪怕再平庸，也能领一块封地，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如果你生在茅草屋里，这辈子大概率只能在此终老。
东周时代，世卿世禄制仍然主导着各国的权力分配，直到李悝、商鞅等人力行变法，铁板一块的贵族统治才有了点松动，比如商鞅推行“军功爵制”，用军功来选拔人才。但军功爵制本质上是一种强兵手段，并非系统的人才选拔机制。
当然，东周时代也有底层阶级跃迁的故事，比如百里奚、管仲这些人，他们都是经人举荐后被国君相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但这种不成文的举贤制度只会偶尔出现，也不是底层人民的出路，原因很简单，不是谁都能名声在外或者朝中有人。
秦朝统一六国后，选拔人才的手段仍然匮乏。除了沿用商鞅留下的“军功爵制”，秦朝还开创了“试吏法”，通过考试来选拔基层官吏。只可惜这只针对基层官吏的选拔，而且规模也很小，称不上制度。
汉朝在这方面又进一步，汉武帝之后，察举制成为选官主流。所谓察举，就是让地方官推荐本地人品好或者有才能的人给中央，比如举孝廉，就是举荐孝顺清廉的人，举秀才，就是举荐优秀人才。
为了尽可能地招揽人才，汉朝中央政府甚至强制要求地方举孝廉。比如汉和帝时期就规定，二十万人口的郡国，每年要向中央举荐一人，40万人口的要举荐两人。
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察举制拼的就是关系，就跟今天的“介绍信”一样。如果你跟地方豪强很熟，不用多优秀也能出来做官；相反，如果你满腹经纶却又籍籍无名，再优秀也没机会。
时间来到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军事强人、门阀士族轮番登场，天下大乱。曹魏统一北方后已经察觉到士族阶层对中央权力的分割，为打破这种阶层固化，招揽更多的优秀人才，魏文帝曹丕采纳司空陈群建议，在晋朝首开九品中正制。
这套制度很简单，朝廷在各地设选才官员，根据品德、才能、家世这几项给人才贴标签，最好的当然是上上品，其次是上中，再是上下，以此类推，给人才分作九个等级，再根据等级分配官职。而负责打分的叫“中正官”，因此才叫九品中正制。
平心而论，这套制度看起来很美好，对官员的选拔也算严格，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才能为人民服务，起初作用明显，史书称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但随着时间的游移，这套制度很快就变了味。
那些原本就有政治根基的名门望族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是自家人，不管良莠好坏，一律给高品，门第排第一，什么品德、才能反倒无关紧要了。最后，九品中正制彻底沦为门阀士族垄断权力的工具，九品中正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庶族被彻底封死在社会底层，而至高无上的皇权也面临着被架空的风险。
门阀士族腹背受敌，底层要上位，皇权要一统，到南北朝末期，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权力分配改革已经蓄势待发。
2.变局：隋炀帝歪打正着
公元581年，杨坚以外戚身份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其后，杨坚灭亡南陈，招抚岭南，三百多年的黑暗分裂时代彻底终结。
国家是统一了，但动乱的诱因还在，其中尤以关陇集团的威胁最大。
关陇集团的前身是北魏设立的边防六镇，他们扎根于陕西关中、甘肃龙山一带，故此得名。这些门阀军事团体文武合一，彼此互相通婚，通过军队、官僚实控整个国家。西魏、北周、隋朝这些政权的皇帝都是关陇集团出身。
就拿隋文帝杨坚来说吧，他的父亲杨忠位列西魏十二大将军，算是根正苗红的关陇集团元老。杨坚能当上皇帝，关陇集团功不可没。
人生中所有的礼物都在背后标好了价格，杨坚身上的皇袍也不例外。关陇集团将他送上皇位，当然不是善心大发，而是一种利益交换。关陇集团需要一个听话的代理人，他们的算盘打得清楚，就算是皇帝，也该为关陇集团的利益服务。
但是，杨坚可不是傀儡皇帝，他不甘心皇权受限，为打击关陇集团，杨坚也曾受千夫所指。
开国后不久，杨坚便以各种名义处决功臣。如王谊、刘昉、宇文招、宇文纯等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或者骨干，杨坚对他们的清算也被世人认为是“屠戮功臣”。
杀几个权臣当然无法瓦解根深蒂固的关陇集团，杨坚也尝试提拔寒门子弟，为官僚系统输入新鲜血液。只是这些做法过于随性，不成系统，终其一生成效甚微。
直到隋炀帝杨广登基。
后世评价对杨广的评价并不高，《隋书》里说他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史书中的杨广暴虐无恩、穷兵黩武，甚至还有人说他弑父杀兄。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史官笔下的典型昏君却干了两件影响千年后世的大事。
第一件事便是修大运河。修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不假，但这条河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却很难被忽略。唐朝诗人皮日休怎么说的？他说，如果杨广修河的初衷不是游山玩水，那把他的功绩跟治水的大禹差不多。
第二件事影响就更大了。公元606年，杨广下令建立进士科广招天下人才，这也是如今主流史学界认定的科举元年。自此，隋朝确立了朝廷招考，完全以成绩论英雄的选官制度。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太过寻常了。隋炀帝和他的父亲一样，受制于门阀对皇权的掣肘，为此，他迁都洛阳，避开关陇集团的阴云笼罩；他还多次征讨高句丽，意图通过战争耗费关陇集团的实力，同时建立自己的威望和功绩，摆脱对关陇贵族军事力量的依赖，隋炀帝甚至还直接下诏剥夺关陇集团世袭爵位的特权，触动他们的核心利益。
实行科举制，怎么看都像是隋炀帝对抗关陇贵族的配套措施。其目的也很明显，无非是利用科举为朝廷吸纳更多关陇集团之外的人才。
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不管是修大运河还是科举取士，隋炀帝的初心不一定是天下苍生。修大运河是方便他到南方游山玩水，创科举也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确保皇权一统。但就这么漫不经心的一击却起到了歪打正着的效果，人们惊讶地发现，王朝的权力分配体系陡然间变了颜色，一个能尽量兼顾各方利益、实现雨露均沾的顶级阳谋就此成型。
3.李世民设下的局
隋朝二世而亡后，中国并没有再次陷入分裂，关陇集团出身的李渊接过隋朝衣钵，开启李唐王朝。
尽管隋朝走出了科举取士的第一步，但它国祚毕竟太短，还没来得及跟社会产生化学反应，王朝就覆灭了。因此，李唐建国后仍需直面关陇贵族等门阀集团。更要命的是，与隋朝相比，唐朝门阀士族的影响更大了。当时流传“五姓七望”这一门第说法，以博陵崔氏、太原王氏为代表的士族大家如日中天。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些世族大家多有怨气，他命人编纂出一本《氏族志》，但在初稿中，大臣对丝毫不顾皇帝体面，将山东士族中的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姓。李世民出离愤怒，他亲自出面，干预图书编纂，这才象征性地抬高了李姓的地位。
门阀仍然森严，见此情形，唐朝皇帝照猫画虎，在沿用科举取士的基础上，又对这一制度进行修补和完善，使得“以文取士”成为传统。
出人意料的是，门阀士族对科举制度总体并不反感，甚至还积极加入这场游戏。比如五姓七望之一的范阳卢氏，他们积极投身新体制，两百年间，卢氏一族涌现出了160位进士。
为什么会这样？后世评价科举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公平的选拔制度，但是没人告诉你，科举制对公平只是相对的。道理很简单，与寒门子弟不同，门阀家族的学子从出生那天起就受家族文化熏陶，而且他们也能接触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起跑线本就在寒门之前。同样是考试，他们脱颖而出的概率当然更大了。也就是说，在门阀士族眼中，科举只不过是通向目标的另一条路，所以他们并没有强烈排斥科举。
而寒门子弟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科举制度的最大拥趸。跟过去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简直不要太公平了。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宣布，选拔官员不看民族、地域和出身。唐代甚至开允许外国人参加考试，唐朝周边国家的学子，如新罗、渤海国、大食、波斯，只要他们科考及第，一样可以在中国做官。比如晁衡，他原名阿倍仲麻吕，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考中宾贡进士，历任洛阳司经校书、左拾遗、秘书监等职，深得玄宗赏识。
科举独创的公平考试制度令这一阳谋畅通无阻，无论是寒门还是士族，对它都是趋之若鹜，进士出身的官员在朝堂上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据统计，玄宗时期的宰相共31人，其中进士出身就有11个。到后来的宪宗时期比例持续扩大，二十五位宰相中，进士出身者达到15人。通过科举这一人才输送管道，唐朝政坛面貌焕然一新。正如历史学者钱穆所说，考试制度，毕竟还是开放政权，为群情所向，门第势力终于要经此制度之打击而崩溃。
大唐皇帝对此喜闻乐见，并将科举制度视作自己设下的一个局。李世民曾经私下登上城门，看到城下新科进士鱼贯而入，他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入吾彀中”这个说法已经足够说明，李世民将科举视作一种笼络人心的计谋，也怪不得唐代诗人赵嘏称赞科举阳谋是“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4.科举制下的盛唐
前两年热播的国产动画《长安三万里》很多人都过，剧中呈现出的盛唐气象想必让许多观众记忆犹新。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常被后世追忆为“万国衣冠拜冕旒”，而这副辉煌图景中，科举制无疑是最亮眼的风景之一。
以《长安三万里》中的主角高适为例，这位大诗人早年家境潦倒，这点剧中也有体现。高适这样的出身，如果放到魏晋南北朝，很难有出头之日。
但在科举制下，寒门出身的高适也能成为历史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