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之所谓‘借’，明日即成‘失’；今日之所谓‘赏’，实为‘盗’之雅称耳。”

这一晃，近100年过去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铁蹄踏碎东北山河。次年，日军兵锋直指山海关，北平危在旦夕。

故宫博物院紧急会议上，时任院长马衡面色凝重：“诸君，国难当头，文物何去何从？”会议室内鸦雀无声，这些平日里与古书画、青铜器打交道的学者们，此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

后来，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南迁的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有人痛斥：“城都不要了，还搬古董？不忠不义！”鲁迅先生更在杂文中冷嘲：“连古董都逃难了，可见人心惶惶。”更有激进者质问：“难道文物比百姓的命还金贵？”

马衡、易培基（时任院长）、庄尚严、那志良等一群被讥为“文弱书生”的知识分子却深知：日本对中国文物的觊觎早已不是秘密。

“若故宫沦陷，”马衡在给行政院的报告中写道，“则华夏文明之精华，或将重蹈《永乐大典》正本之覆辙，永绝于世。”

咱们的南宋曜变天目盏，被日本奉为“国宝”。

隐士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南宋的建盏，成了日本国宝，难不成那四个小岛也是我们自古以来的领土？

这群书生毅然决然，以血肉之躯扛起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火种，开启了一场长达十六年的文物保护马拉松。

在反对声浪中，甚至有人骂他们是“卖国贼”，仿佛搬走国宝比丢掉国土更不可饶恕。

这些人哪里知道，他们口中的“卖国贼”，是在自己的“战场”上，保护中华文明的基因库。

文物专家忍着“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抉择，并从1932年开始打包工作，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创造了特殊的“故宫打包法”：

书画类，先用棉纸包裹，再套入布袋，最后装入特制木箱，箱内填满棉花；瓷器类，每件单独用棉花包裹，再用纸包数层，最后装入铺满稻草的木箱；青铜类，涂抹防锈油后，以油纸密封，箱内放置防潮剂。负责青铜器打包的那志良回忆道：“我们像是在为远行的孩子整理行装，每一件都要反复检查，生怕路上受半点委屈。”

“凡能携带又价值连城者，尽数入箱。”最终，每箱编号造册，足足打包了13491箱。三人以上共同监封，贴上火漆印。

最棘手的是十面陈仓石鼓，这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实物，“石鼓太重，无法运输！”有人提出放弃。

马衡拍案而起：“石鼓若失，华夏文脉断矣，汉字源流将无以考证，必须带走！”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大雪纷飞。

紫禁城神武门外，64辆马车悄然集结。为防震动引发骚乱，亦为了防止打滑损伤文物，他们将每个马蹄裹布，车轮缠草。

车队在寂静的北平街道缓缓前行，车辙很快被大雪淹没，如同文明在黑暗中的艰难跋涉。

首批文物由火车秘密运抵上海，暂存于法租界天主堂街的仁济医院仓库和业广地产公司仓库。为避人耳目，箱子外贴“普通百货”标签，押运员着便衣，悄然混入人群，日夜看守。

1936年12月，南京朝天宫新库房建成，这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座现代化文物库房，恒温恒湿，防火防盗，辗转多年的故宫文物全部迁入。

没等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喘口气，半年之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南京告急。

面对危局，故宫理事会决定文物分三路再次转移，紧急西迁。

北路最凶险，1937年11月，7287箱文物由火车经郑州、西安运抵宝鸡。宝鸡虽深入内陆，但仍遭日军空袭，没办法，文物只得再迁往汉中。后因栈道塌方，改用汽车托运翻越秦岭，在运输途中车队遭遇雪崩，据同行者回忆，押运员朱家济顾不上个人安危，奋力护住文物箱，所幸有惊无险。

车队顺利进川，文物藏于四川峨眉山大佛寺和峨眉县东门外武庙。

中路相对安全，1937年11月，9369箱文物由水路沿着长江一路朝上，先抵汉口，后转宜昌，再换乘小船逆流而上，直至重庆。

其中，运送船只在三峡遇险，船工冒死抢滩，守护文物万无一失。

船工跟隐士一样，都是市井小民，哪里知道这些文物价值的？他们只知道，决不能便宜了日本人，决不能让属于我们民族的文物，毁在自己手上。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后方大本营，自然遭到了日军的密集轰炸。1939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文物被转移至乐山安谷乡六座祠堂，当地人称“六祠藏宝”。

这里自然没有通风除湿的装置，为防画卷等文物受潮，每到晴天，工作人员就逐一开箱晾晒。

南路的文物之旅可以称为历险记，1938年1月，80箱精品中的精品先抵长沙，这其中就包含了耳熟能详的《快雪时晴帖》《富春山居图》等文物，秘密藏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不久长沙大火，文物被紧急转往贵阳。

没多久贵阳也遭日军飞机轰炸，这批文物只能在1939年辗转至贵州，藏于安顺华严洞，这是一个天然的溶洞，冬暖夏凉，堪称天然文物存放地。

命运多舛的陈仓石鼓运输至陕西岐山县时，为躲避日军搜查，被善良的村民埋入地下，村民们虽不识籀文，却日夜守护。

日军前来搜查时，村民说只有祖坟石碑，终使国宝躲过劫难。

我们不知道在文物南迁途中，付出生命去守护国宝的人有多少，但我们知道这些用生命守护文明火种的人，他们用生命筑起了一道守卫民族文化的脊梁。

他们守护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奔流不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流散四方的文物也随着大人物一起，开始陆续东归。

1946年，三路文物齐聚重庆，人们为了庆祝国宝的团聚，甚至还举行盛大“复员典礼”。

1947年，这些文物被全部运回南京朝天宫库房。

故宫南迁全程实行极其严格的管理制度：

每箱文物三人共管（钥匙分持）

开箱需三人同时在场

每日巡查、定期晾晒均有详细日志

押运与保管人员多为故宫正式职员，背景审查严格

据《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期文物损失报告》（1947年内部档案）统计：整个西迁过程中，因盗窃导致的文物损失为，零。

有记录的监守自盗的案例是，1939年曾有一名临时工试图夹带小件玉器，当场被擒，未造成流失。

你看，临时工在民国时期，就开始背锅了。

原以为，这场十六年的漂流终于结束，但文物的命运也只能跟时代的韵脚随波逐流。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

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下令：精选故宫最精华文物运往台湾，目的是“保存中华文化正统”。

他或许不懂，那些为护宝而冻伤双手的押运员，那些为藏石鼓而撒谎的村民，那些在轰炸中扑向箱子的学者——他们守护的，从来不是一个政权的“正统”，而是文明。

亦或者，是一个民族的几千年的记忆。

1948年12月，第一批文物准备在南京下关码头由海军“中鼎号”登陆舰装载运至台湾。

但海军家属蜂拥登舰，哭求随行，甚至甲板上都挤满妇孺，锅碗瓢盆、家什细软等棉堆满炮位，留给文物箱的位置不多了。

押运员急得跳脚：“这是国宝！不是移民船！”一位少将夫人坐在箱上抹泪：“我男人在前线，难道我连逃命都不配？”

海军也束手无策，一边是自己的家属，一边是文物，这道题，谁会选择？

或者，小人物的选择，真的叫选择吗？

僵持之际，蒋纬国亲临码头。他雷厉风行，拔出腰间配枪对空三声，厉声道：“所有非军事人员，立即下船！违令者，军法处置！”

为了所谓“正统”，这些军人家属，在军人的目视下，含泪离舰。

最终，共计2972箱顶级文物被分三批运台，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毛公鼎、散氏盘、翠玉白菜、肉形石；文渊阁《四库全书》等等。

1965年，台北士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落成。从此，这批文物在海岛安家，留在了祖国的东南角。

时至今日，故宫博物院藏有约186万件文物，台北故宫藏有近70万件。但台北所藏多为“质精量少”的顶级珍品。正如那志良晚年所叹：“留下的多，带走的是魂。”——可这“魂”，从来不是某座岛屿的私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胎记。

值得欣慰的是，21世纪以来，两岸故宫渐破藩篱，多次交流合作。

2011年，《富春山居图》的“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合璧展出，观众排队长达八小时。

那一刻，六百年的山水终于重圆，断裂的笔墨再度相连——画中山水本一体，何曾因一湾浅水而改流？

真正的团圆，不应止于展厅里的短暂相逢。我们盼的，不只是国宝回北京巡展，更是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文物，从来不是政治的筹码，也不是所谓的“正统”象征；它们是中国人祖先留给全体中国人的家书，是刻在青铜上的誓言，是写在绢纸上的乡愁。

历史上，总有人妄图将国宝据为己有。孔祥熙以“鉴赏”之名借走《富春山居图》，逾期不还；更有无数权贵假“风雅”之手行窃取之实。

马衡当年痛斥：“所谓‘借’，实为‘盗’之雅称。”——而今天，若有人试图以“保管”之名，行“割裂”之实，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永远隔于海外孤岛，那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更隐蔽、更危险的“盗”？

须知，即便文物漂流，但文明不能分裂；器物可以暂离故土，但民族不容永隔。

当翠玉白菜不再隔着海峡遥望毛公鼎，当《快雪时晴帖》能在紫禁城的初雪中安然展卷，当《四库全书》的墨香重新弥漫于南北两院——那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传承有序”，那才是对马衡、那志良、庄尚严等文物保护者们最好的告慰。

正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文物才仍属中华文明。

分离只是历史的偶然，统一才是文明的必然。山河终将一统，骨肉必将团圆。

这些文明的根在中国，魂在华夏。

一字一句，皆是中国；一器一物，俱是家园。

参考文献：

马衡：《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载《马衡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15–230页。

马衡：《马衡日记（1937–1955）》，紫禁城出版社，2014年。

那志良：《典守国宝：那志良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那志良：《故宫四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庄严：《故宫四十年》，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84年。

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据1950年代手稿整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1687–1720（含《南迁文物清册》《复员点查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