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夏的临安,凤凰山皇宫的清暑殿内,宋高宗赵构凝视着案上的《南宋疆域图》—— 图中淮河以北的土地已染成代表金国的赭色,只余下江南一隅的青绿。这位五十六岁的帝王,鬓发已全然斑白,指尖摩挲着 “临安” 二字,忽然想起三十五年前的靖康之变:当时他还是康王,在相州(今河南安阳)接到汴京沦陷、父兄被俘的消息,仓皇南逃时,连随身的玉玺都险些遗失。从相州起兵的 “乱世亲王”,到南京应天府即位的 “南宋开国皇帝”;从扬州溃逃的 “仓皇奔命”,到临安定都的 “偏安之局”;从重用岳飞抗金的 “短暂振作”,到以 “莫须有” 罪名杀岳的 “议和之谋”,赵构用一生的 “苟安与权衡”,在两宋之交的烽火中,撑起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却也留下了 “昏庸苟且” 的千古争议。他的决策里藏着对金国的恐惧,对皇权的执念,更有在乱世中 “保江南以求存续” 的复杂考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帝王之一。
相州起兵:乱世亲王的 “求生之路”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 年),汴京皇宫的坤宁殿内,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降生。作为庶子,赵构自幼便不像嫡子那般受宠,却凭借聪慧机敏,得到了宋徽宗的些许关注 —— 他五岁便能背诵《论语》,十岁时书法已颇具章法,还习得一身好武艺,尤其擅长骑射,曾在皇家校猎中一箭射中靶心,让宋徽宗赞道:“九郎颇有英武之气。”
然而,这份 “英武” 在北宋末年的乱局中,最初只化作了 “求生” 的本能。宣和七年(1125 年),金军第一次大举南侵,宋徽宗禅位于宋钦宗,仓皇南逃。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赵构,被宋钦宗任命为 “河北兵马大元帅”,前往相州招募兵马,以解汴京之围。可当赵构抵达相州时,汴京已被金军围困,他手中只有数千临时招募的乡勇,根本无力救援。靖康二年(1127 年),金军攻破汴京,俘获宋徽宗、宋钦宗及宗室大臣数千人,史称 “靖康之耻”—— 消息传到相州,赵构痛哭流涕,却也清醒地意识到:北宋已亡,他成了赵氏皇族中唯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人。
此时的赵构,面临着两难抉择:是北上抗金,试图收复失地、迎回父兄,还是南下避敌,保全自身以图后续?身边的大臣分为两派:主战派大臣宗泽力劝赵构 “北上渡河,集结各路义军,与金军决战”;主和派大臣黄潜善、汪伯彦则主张 “南下扬州,凭借长江天险抵御金军,再作打算”。赵构深知,以手中的兵力北上,无异于以卵击石,一旦战败,赵氏便彻底无后;可南下避敌,又会落下 “畏金避战” 的骂名。最终,求生的本能与对皇权的执念,让他选择了后者 —— 他以 “暂避锋芒,徐图恢复” 为由,率领军队向扬州撤退。
在撤退途中,赵构第一次体会到了 “帝王的孤独”。沿途的百姓流离失所,哭声遍野,许多百姓拦住他的马头,哭喊着 “请陛下领兵抗金,救救我们”;甚至有士兵因不满撤退,发动哗变,要求北上。赵构一面下令 “安抚百姓,镇压哗变”,一面加快撤退速度,最终在靖康二年五月,抵达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在这里,他接受大臣们的拥戴,登基为帝,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政权 —— 这一年,他二十七岁,站在北宋灭亡的废墟上,成了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却也从此背上了 “偏安之君” 的开端。
扬州溃逃:仓皇奔命的 “帝王之耻”
即位初期的赵构,曾一度表现出 “抗金复国” 的决心。他任命主战派大臣李纲为宰相,重用宗泽等抗金将领,还下旨招募各路义军,一时间,南宋的抗金形势似乎有了好转。然而,这份决心很快便在金军的攻势下土崩瓦解。
建炎元年(1127 年)秋,金军以 “追击赵构、消灭赵氏残余” 为由,再次大举南侵。金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直扑扬州;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率领,进攻陕西,以牵制南宋的兵力。面对金军的攻势,赵构再次陷入恐慌 —— 他虽然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抵御金军,却始终担心宗泽兵力不足,无法抵挡金军的进攻。
建炎二年(1128 年)冬,宗泽病逝,南宋失去了最具号召力的抗金将领。金军趁势加快了南侵的步伐,东路军很快逼近扬州。此时的赵构,正沉浸在扬州的奢靡生活中 —— 他在扬州修建宫殿,搜罗美女,早已将 “抗金复国” 的誓言抛到了脑后。直到建炎三年(1129 年)正月,金军前锋抵达扬州城郊的消息传来,赵构才惊慌失措,连朝服都未来得及更换,便带着少数亲信,骑马从扬州皇宫后门出逃。
这次溃逃,堪称赵构一生的 “奇耻大辱”。他一路向南,不敢停留,甚至在逃亡途中因惊吓过度,失去了生育能力;而留在扬州的大臣、士兵与百姓,却遭到了金军的大肆屠杀与劫掠 —— 扬州城内火光冲天,百姓的哭声与金军的喊杀声交织在一起,昔日繁华的扬州,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史书记载,扬州之役,南宋损失士兵数万人,百姓死伤无数,国库中的金银财宝也被金军洗劫一空。
扬州溃逃后,赵构的 “抗金决心” 彻底被恐惧取代。他继续向南逃亡,先后经过镇江、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甚至在金军的追击下,乘船逃往海上,在温州、台州一带的海面上漂泊了近三个月,直到金军因不适应南方气候、补给困难而北撤,他才敢返回陆地。这次 “海上逃亡”,让赵构彻底意识到:金军的实力远超南宋,想要北上抗金、收复失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想要保住赵氏皇权,只能选择 “偏安江南,与金议和”。
临安定都:偏安之局的 “初步形成”
建炎四年(1130 年),金军北撤后,赵构返回杭州,并将杭州改名为 “临安府”,意为 “临时安定之所”,却暗中开始修建宫殿,准备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此时的南宋,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外部,金军虽然北撤,但仍控制着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随时可能再次南侵;内部,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如钟相、杨幺在洞庭湖地区发动起义,提出 “等贵贱,均贫富” 的口号,兵力最多时达到数十万人,严重威胁着南宋的统治。
为了稳定局势,赵构不得不重新启用一些主战派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等,让他们一方面抵御金军的进攻,另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岳飞率领 “岳家军” 在江南地区多次击败金军,还平定了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韩世忠则在黄天荡之战中,以八千兵力围困金军十万大军四十余天,虽然最终未能全歼金军,却沉重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这些胜利,让南宋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也让赵构看到了 “以战促和” 的可能 —— 他意识到,只有展现出一定的抗金实力,才能在与金国的议和中占据有利地位。
绍兴二年(1132 年),赵构正式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临安地处江南,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且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易守难攻。赵构在临安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皇宫,还仿照汴京的制度,设立了三省六部等中央机构,试图营造出 “恢复中原” 的假象。但实际上,他早已放弃了北上抗金的打算,只是希望通过 “偏安江南”,保住赵氏的皇权。
在定都临安的同时,赵构开始重用主和派大臣,如秦桧等人。秦桧早年曾被金军俘虏,后来趁机逃回南宋,他向赵构提出 “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的议和主张,即南宋承认金国对淮河以北土地的占领,将北方来的官员、士兵遣返回金国,以此换取金国的和平。这一主张虽然遭到了主战派大臣的强烈反对,却正中赵构下怀 —— 他深知,只要能与金国议和,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即便牺牲一些利益,也是值得的。
战和之间:岳飞之死的 “帝王之谋”
绍兴四年(1134 年)至绍兴十年(1140 年),南宋的抗金形势迎来了短暂的好转。岳飞率领 “岳家军” 多次北伐,收复了襄阳六郡、洛阳等大片失地,还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中大败金军精锐,一度逼近汴京,让金军流传出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的说法。韩世忠、张俊等将领也在各自的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南宋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
然而,抗金形势的好转,却让赵构陷入了新的担忧:一方面,他担心岳飞等主战派将领权力过大,威胁到自己的皇权 ——“岳家军” 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且只听从岳飞的命令,几乎成了岳飞的私人军队;另一方面,他担心岳飞真的收复中原,迎回被金军俘获的宋徽宗、宋钦宗,自己的皇位将受到威胁。此外,长期的战争也让南宋的财政不堪重负,百姓的赋税日益加重,各地的不满情绪逐渐滋生。
在这种情况下,赵构加快了与金国议和的步伐。他任命秦桧为宰相,让他全权负责与金国的议和事宜。秦桧深知赵构的心思,一方面打压主战派大臣,将李纲、宗泽等主战派官员排挤出朝廷;另一方面,不断向岳飞等主战派将领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北伐,撤回军队。
绍兴十年(1140 年),岳飞在朱仙镇击败金军,准备乘胜收复汴京时,赵构却连续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接到金牌后,悲愤交加,感叹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但君命难违,他不得不率领 “岳家军” 撤回临安。岳飞回朝后,赵构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任命为枢密副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随后,秦桧等人开始罗织罪名,诬陷岳飞谋反。他们收买了岳飞的部将王俊,让他诬告岳飞的儿子岳云与部将张宪谋反,然后将岳飞、岳云、张宪三人逮捕入狱。在狱中,秦桧等人对岳飞进行严刑拷打,逼迫他承认谋反的罪名,但岳飞始终坚贞不屈,在供词上写下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八个大字,表明自己的清白。
许多大臣都为岳飞鸣冤,如韩世忠就曾质问秦桧:“岳飞谋反,证据何在?” 秦桧回答道:“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愤怒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但赵构早已下定决心要除掉岳飞 —— 他认为,只有杀死岳飞,才能让金国相信南宋的议和诚意,才能彻底消除 “迎回二圣” 的威胁,才能巩固自己的皇权。绍兴十一年(1142 年)腊月二十九日,赵构下旨,以 “莫须有” 的罪名,将岳飞、岳云、张宪三人杀害于临安大理寺风波亭。
岳飞之死,成为南宋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让赵构彻底背上了 “昏庸无道” 的骂名。但从赵构的角度来看,杀死岳飞是他 “偏安之谋” 的必要步骤 —— 岳飞死后,南宋的主战派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与金国的议和之路变得畅通无阻。绍兴十二年(1142 年),南宋与金国签订了 “绍兴和议”,规定南宋向金国称臣,每年向金国缴纳 “岁贡” 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两国以淮河至大散关为界。“绍兴和议” 的签订,标志着南宋 “偏安之局” 的正式形成,赵构也终于实现了他 “保住江南、延续赵氏皇权” 的目标。
晚年禅位:偏安帝王的 “最终抉择”
“绍兴和议” 签订后,南宋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失去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但江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与发展,临安也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赵构在临安过上了奢靡的生活,他修建了更多的宫殿园林,搜罗了大量的奇珍异宝,还沉迷于书法与绘画 —— 他的书法造诣颇高,擅长行书、草书,笔法圆润流畅,自成一派,后世将他的书法称为 “宋高宗体”,他的画作也以细腻逼真著称,传世作品有《草书洛神赋卷》《山水图》等。
然而,表面的稳定之下,隐藏着诸多危机。一方面,金国虽然与南宋签订了和议,但并未放弃南侵的野心,仍在边境地区不断挑衅;另一方面,南宋的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官员们贪污腐败,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各地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此外,岳飞之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南宋朝廷,许多大臣与百姓对赵构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构的身体逐渐衰弱,对朝政的兴趣也日益减退。他深知,自己杀死岳飞、与金议和的做法,早已失去了民心,继续担任皇帝,只会面临更多的指责与反对。此外,他也希望能够摆脱朝政的束缚,安享晚年。在这种情况下,赵构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 禅位。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赵构下诏,将皇位禅让给养子赵昚(宋孝宗),自己则退居幕后,自称 “太上皇帝”,移居到临安的德寿宫。禅位仪式上,赵构对赵昚说:“朕在位三十五年,深知治国之难。如今朕已年老体衰,无力再承担治国重任,特将皇位传于你。望你能勤政爱民,守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莫要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 赵昚感动不已,跪地接受了皇位。
禅位后的赵构,在德寿宫过着悠闲的生活。他时常与文人雅士饮酒赋诗,欣赏书法绘画,还偶尔干预朝政,对赵昚的决策施加影响。赵昚是一位主张抗金的皇帝,即位后不久,便下旨为岳飞平反昭雪,恢复岳飞的官职与名誉,还起用了一些主战派大臣,试图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赵构虽然不赞成赵昚的抗金主张,但也并未过多干预,只是偶尔提醒赵昚 “要谨慎行事,不可轻举妄动”。
淳熙十四年(1187 年),赵构在德寿宫病逝,享年八十一岁。他的一生,历经了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建立与发展,在乱世中保住了赵氏的皇权,却也因偏安苟且、杀死岳飞而留下了千古骂名。他死后,南宋朝廷为他上庙号 “高宗”,谥号 “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将他安葬于绍兴的永思陵。
历史争议:功过难评的 “偏安之君”
此外,赵构在统治南宋期间,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措施。他重视农业生产,推行 “垦荒政策”,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规定 “垦荒者可免三年赋税”,还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治理钱塘江、太湖等流域的水患,让江南地区的耕地面积大幅增加,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为南宋的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他重视商业发展,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取消了北宋时期的部分苛捐杂税,还在临安、扬州等城市设立 “市舶司”,鼓励海外贸易 —— 南宋的商船远航至东南亚、印度洋等地,将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海外,换回香料、珠宝等物资,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使临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一;他还重视文化教育,设立了国子监,恢复了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有才华的文人官员,如陆游、范成大等,都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南宋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这些积极举措,并不能完全抵消他 “偏安苟且” 带来的负面影响。“绍兴和议” 的签订,让南宋长期处于金国的威胁之下,每年缴纳的 “岁贡” 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岳飞等主战派将领的被害,不仅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力量,还让 “抗金复国” 的希望彻底破灭,导致南宋朝廷上下弥漫着 “苟且偷安” 的风气;而他晚年沉迷享乐、重用奸臣的做法,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宋的政治腐败,为南宋后期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赵构的一生,我们很难用 “昏君” 或 “明君” 这样简单的标签来定义他。他是 “乱世中的求生者”—— 在北宋灭亡、赵氏濒临灭绝的绝境中,他以柔弱之躯撑起了南宋的半壁江山,让赵氏皇权得以延续;他也是 “偏安中的妥协者”—— 为了保住自身的皇位,他不惜牺牲国家尊严与抗金名将,与金国签订屈辱的和议,留下了千古骂名。他的功与过,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交织,难以分割。
如今,在浙江绍兴的永思陵遗址,只剩下几尊残破的石像生,默默诉说着这位偏安帝王的复杂一生;在杭州的凤凰山皇宫遗址,游客们驻足于断壁残垣之间,想象着当年临安的繁华与赵构的无奈。这些遗迹,不仅是对赵构一生的纪念,更是对历史的警示 —— 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既需要 “乱世求生” 的智慧,更需要 “励精图治” 的决心;一个帝王想要赢得民心,既需要 “权衡利弊” 的考量,更需要 “坚守底线” 的担当。
赵构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历史评价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视角看待历史人物,既要看到他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无奈与选择,也要清醒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与局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智慧,避免重蹈覆辙,让国家与民族在历史的教训中不断前行。